不和韵。
後魏孝明帝神龟元年，有陈仲孺自江南归魏，颇闲乐事，请依前汉京房立准，以调八音。有司问，仲孺言：“前被符问：‘京房准定六十律之後，虽有器存，晓之者鲜。至後汉嘉平末，张光等犹不能定弦之缓急，声之清浊，仲孺授自何师，出何典籍而云能晓？’答曰：仲孺在江左之日，颇爱琴，又尝览司马彪所撰《续汉书》，见京房准术，成数昭然。而张光等不能定。仲孺不量庸昧，窃有意焉，遂竭愚思，钻研甚久。虽未能测其机妙，至於声韵，颇有所得。度、量、衡、历，出自黄锺，虽造管察气，经史备存，但气有盈虚，黍有巨细，差之毫，失之千里。自非管应时候，声验吉凶，则是非之源，谅亦难定。此则非仲孺浅识所敢闻之。至於准者，本以代律，取其分数，调校乐器，则宫商易辨。若尺寸小长，则六十宫商相与微浊；若分数加短，则六十徵羽类皆小清。至於清浊相宣，谐会歌管，皆得应合。虽积黍验气，取声之本，清浊谐会，亦须有方。若闲准意，则辨五声清浊之韵；若善琴术，则知五调调音之体。参此二途，以均乐器，则自然应和，不相夺伦。如不练此，必至乖谬。按後汉顺帝阳嘉二年冬十月，行礼辟雍，奏应锺，始复黄锺作乐，器随月律。是谓十二之律必须次第为宫，而商角徵羽以类从之。寻调声之体，宫商宜浊，徵羽宜清，若依公孙崇上以十二律声，而云还相为宫，清浊悉足，非唯未练五调调器之法，至於五声次第，自是不足。何者？黄锺为声气之元，其管最长，故以黄锺为宫，太蔟为商，林锺为徵，则一任相顺。若均之八音，犹须错采众声，配成其美。若以黄锺为宫，大吕为商，蕤宾为徵，则徵浊而宫清，虽有其韵，不成音曲。若以夷则为宫，则十二律中唯得取中吕为徵，其商角羽并无其韵。若以中吕为宫，则十二律内全无所取。何者？中吕为十二之穷，变律之首。依京房书，中吕为宫，乃以去灭为商，执始为徵，然後方韵。而崇乃以中吕为宫，犹用林锺为商，黄锺为徵，何由可谐？仲孺以为调和乐器，文饰五声，非准不妙。若如严嵩父子，心赏清浊，是以为难。若依按见尺作准，调弦缓急，清浊可以意推耳。但音声精微，史传简略，旧《志》唯云准形如瑟十三弦，隐九尺，以应黄锺九寸。调中一弦，令与黄锺相得。按画以求其声，遂不辨准须柱以不？求柱有高下，弦有粗细，馀十二弦复应若为？致令搅者迎前拱手。又按房准九尺之内若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分，一尺之内为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，又复十之，是为准一寸之内亦为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。然则於准一分之内，乘为二千分，又为小分，以辨强弱，中至促，虽离朱之明，犹不能穷而分之。虽然，仲孺私曾考验，但前中柱，使入常准尺分之内，相生之韵，已自应合。然分数既微，器宜精妙。其准平面直，须如停水。其中弦一柱，高下须与二头临岳一等，移柱上下之时，不使离弦，不得举弦。又中弦粗细，须与琴宫相类。中弦须施轸如琴，以轸调声，令与黄锺一管相合。中弦下依数出六十律清浊之节。其馀十二弦，须拖柱如筝。又凡弦皆须素张，使临时不动，则於中弦按画一周之声，度著十二弦上。然後依相生之法，以次运行，取十二律之商徵。既定，又依琴五调调声之法，以均乐器。其调以宫为主，清调商为主，平调以角为主。然後错采众声，以文饰之，方如锦绣。自上代以来，消息调准之方，并史文所略，出仲孺愚思。若事有乖此，声则不和。仲孺寻之分数，精微如彼；定弦急缓，艰难若此。而张光等亲视掌其事，尚不知藏中有准。既未识其器，又安能施弦也？且燧人不师资而习火，延寿不束以变律，故云‘知之者欲教而无从，心达者体知而无师’。苟有毫所得，皆关心抱，岂必要经师授然後寻奇哉！但仲孺自省庸浅，才非赡足，正可粗识音韵，才言其理致耳。”时尚书萧宝夤又奏：“金石律吕，制度调均，自古以来，鲜或通晓。仲孺虽粗述，而学不师授，云出己心。又言旧器不任，必须更造，然後克谐。上违用旧之旨，轻欲制造。臣窃思量，不合依许。”诏曰：“礼乐之事，盖非常人能明，可如所奏。”
北齐神武霸府田曹参军信都芳世号知音，能以管候气，仰观色。常与人对语，则指天曰：“孟春之气至矣。”人往验管，而飞灰巳应。每月所候，言皆无爽。又为轮扇二十四埋地中，以测二十四气。每一气感，则一扇自动，他扇并住。与管灰相应，若合符契。
隋文帝开皇二年，诏求知音之士，参定音乐。沛国公郑译言：“考寻乐府锺石律吕，皆有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、变宫、变徵之名。七声之内，三声乖应，每常求访，终莫能通。初周文帝时，有龟兹人曰苏婆，从突厥皇后入国，善胡琵琶。听其所奏，一均之中有七声。因而问之，答云：‘父在西域，称为知音。代相传习，调有七种。’以其七调，勘校七声，宜若合符。一曰‘婆力’，华言平声，即宫声也。二曰‘鸡识’，华言长声，即商声也。三曰‘沙识’，华言质直声，即角声也。四曰‘沙侯加滥’，华言应声，即变徵声也。五曰‘沙腊’，华言应和声，即徵声也。六曰‘般赡’，华言五声，即羽声也。七曰‘侯利Ψ’，华言斛牛声，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