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文忠公称庆历之盛，曰：“天人合同，上下欢心，才智不用而道德有余，功烈难名而福禄无穷。”当是时也，尚复有名之可指乎！
二十一 爱民当思所以防民
刑所以残民，亦所以厚民；刑所以虐民，亦所以安民。今之天下，惟严于用刑，而后可以言省刑；惟公于明刑，而后可以言恤刑。汉文帝宽仁之君也，而后世之论则曰“以严致平”。汉宣帝持刑之君也，而当时之诏则曰“务行宽大”。故文帝之于黎民醇厚，正自其以严致之；而宣帝之吏称民安，亦自其持刑得之。
吾尝怪夫世之迂儒曲士不明圣人之旨意，姑取无用之空言，以自高大，曰：“圣人无事于刑也。”圣人之果无事于刑也？而天下可以免刑哉？故吾之所谓无刑者，非世之所谓无刑也。必有使之而至于无刑也。恭维主上仁民爱物，与尧舜刑期无刑之意异世同符。迩者曲轸宸虑，哀矜庶戮之不辜，亲屈帝尊，临轩虑囚；而又遣部使者分行诸路，一清囹圄，惠至渥也。尚虑州县之吏不能体悉圣意，必欲如皋陶之不负所委，以推广好生之德。故愚不敢采摭阵腐而苟有赞美。（切）〔窃〕谓今之天下，惟虑夫用刑之不严、明刑之不公。是以为善者良者之不幸，而奸者诈者之幸。用于人情之私，非用于人情之公，是以为天下之病也。
周公之诗曰：“既取我子，毋毁我室。”说者曰：“诗人之仁也。”郑伯之诗曰：“无逾我墙，无折我桑。”说者曰：“诗人之爱也。”是则然矣。知仁民而未知仁之方，知爱物而未知爱之意。与其忧我子之取，孰若常固其室而不可毁。与其忧我桑之折，孰若常高其墙而不可逾。
古之立法，不惟惩天下之已犯，亦所以折天下之未犯。盖已犯之必惩，未犯所以必折也。今夫民之情，固喜温而恶寒，欲凉而恶热。然冬不寒、夏不势则民病而死矣。是故爱极者，恩之所从消；宽甚者，猛之所自起；求用刑之疏者，必至于用刑之数；求天下之喜者，必反以得天下之怨。理固然也。故汉高帝如此其宽仁也，入关之初，结天下之心，如此其亟也；欲除秦法之苛，如此其锐也。而其与民约法，亦曰杀人者死。帝不以为疑，民亦不以为请。何则？上下皆便，其当然也。杀人而法不死，孰不相杀，以至于大乱。故虽高帝欲取天下之速，而不敢宥杀人之罪，以陷天下之心。虽秦人之苦于苛，而不以高帝之不宥杀为帝之虐。然则古之立法之意可知也已。大抵始于必用，而终于无所用也。今之法则不然。始乎不用，而终于不胜用。夫法不求民之入，而拒民之入也。古之法，民不入也，不招以入；而民之入也，不纵以出。夫惟不出，是以不入。故始乎必用，而终于无所用矣。
为矢者有杀人之心，而天下不可废矢也。然人人而知择焉。则矢可无乎？曰：“吾心存焉，虽为矢无害也。”夫子未尝废钓弋也，而所以仁禽兽者，至矣！是故惟君子不以所居迁所存。皋陶之刑皆春风，汤（师）之师皆时雨。遇所居而迁焉，斯下矣。
二十二 法不虑其终者必坏
西汉而下，创法垂制，得三代之余意者，莫唐若也。夫取民之法，每患其轻重不均，唐则一之以租调；养兵之法，每患其坐食无用，唐则处之以府卫；建官之法，每患其名实杂揉，唐则纳之以六典。使民不至于困，兵不至于冗，官不至于滥。太宗之法，庶几先王者，非以此欤？
建官之法传之至于景龙，则有墨敕斜封之滥，而古制遂以坏。养兵之法传之至于开元，则有长驱骑之制，而府卫遂以变。取民之法，传之至于建中，则有两税之目，而租调遂以废。夫中、睿之君固不足深责，而张说、杨炎亦非暗于事机者，岂可轻改太宗之法欤？
盖尝考之，丁以百亩为率，租以二石为额，调以布为制，役以二旬为限，此租调之法也。然无以葬者，许鬻永业。自狭乡顿宽乡者，并鬻口分。既许其鬻，则兼并宁不启耶？已鬻者不复授，则课何从均耶？在府则力田，番上则宿卫。无事皆农夫，有事则精卒。此府卫之法也。然河东、河北、关右、陇左府之环京畿者五百余，淮南、江南、剑南、岭南府之在诸道者才二十余。虽曰重内轻外，何多寡之不等耶？外既轻矣，卒有调发，岂能朝夕至耶？分职率属则曰省、曰台、曰寺、曰监，序劳秩能则有品、有爵、有阶、有勋。此建官之法也。然承隋之后，官不胜众也，乃骤为七百三十事。可以省也，乃复增制员外。在当时已不能守，何以责后世之变耶？太宗之法固美矣。夫惟不虑其所终，不稽其所弊，是以虽行之一时，而卒不能以行之久远也。
太宗平河东，立和籴法。时斗米十钱余，草束八钱，民乐与官为市。后物贵而和籴不解，遂为河东世世之患。仁宗治平中，诏陕西刺民，号义勇。又降敕榜与民约，永不充军戍边。然其后不十年，义勇运粮戍边以为常。神宗熙宁中，行青苗之法。虽不许抑配，其间情愿人户，乃贫不济之人，鞭挞已急，则继以逃亡。逃亡之余，则均之于邻保。温公亦谓“民知所偿之利，不知还偿之害”，是也。
二十三 人主好要则百事详
古人有言：“主好要则百事详，主好详则百事荒。”尝探是说，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