子夏之问答，则又后于孔子者也。不特此尔，第二篇载宋康王之事，第四篇载公孙龙之言，是皆战国时事，上距郑缪，三百年矣。晋张湛为之注，亦觉其非，独于公孙龙事乃云后人增益，无所乖错，而足有所明，亦何伤乎？如比皆存而不除，大庆切有疑焉。因观《庄子?让王篇》云：子列子穷貌，有饥色，客有言于郑子阳曰，列御寇，有道之士也。居君之国而穷，君无乃不好士乎？子阳即令官遗之粟，列子再拜而辞。使者去，其妻曰：妾闻为有道者之妻子，皆得佚乐，今有饥色，君过而遗先生食，先生不受，岂不命耶？列子笑曰：君非自知我也。以人之言而遗我粟；至其罪我也；又且以人之言。此吾所以不受也。其卒民果作难而杀子阳。观此则列子与郑子阳同时，及考《史记?郑世家》，子阳乃鹿时，二十五年杀其相子阳，即周安王四年癸未岁也。然则列子与子阳，乃纟需公时人，刘向以为缪公，意者误以挛缪欤？虽然，大庆未敢遽以向为误，姑隐之于心。续见苏子由《古史?列子传》，亦引辞粟之事，以为御寇与鹿同时。又观《吕东莱大事记》云：安王四年，郑杀其相驷子阳，遂及列御寇之事。然后因此以自信。盖列与庄相去不远，庄乃齐宣梁惠同时，列先于庄，故庄子著书多取其言也。若列子为郑鹿时人，彼公孙龙乃平原之客，赧王十七年，赵王封其弟胜为平原君，则公孙龙之事，盖后于子阳之死一百年矣。而宋康王事，又后于公孙龙十余年，列子乌得而预书之？信乎后人所增，有如张湛之言矣。然则刘向之误，观者不可不察；而公孙龙、宋康王之事，为后人所增益，尤不可以不知。
【叶石林老人避暑录】
列子书称“子列子”，此是弟子记其师之言，非列子自云也。刘禹锡自作传称子刘子，不可解，意是误读《列子》。
【吕原明杂说】
曹子方言，《列子》，伪书也。何以言之？其见于《庄子》者则甚善，其他则不足取。是以知之。苏浩然谓刘向不足以知列子，《杨朱》《力命》二篇，最其深者也，而谓非一家之言。
【容斋续笔】
列子书事简劲宏妙，多出《庄子》之右，其言惠盎见宋康王，王曰：“寡人之所说者勇有力也，客将何以教寡人？盎曰：“臣有道于此，使人虽勇，刺之不入；虽有力，击之弗中。”王曰：“善，此寡人之所欲闻也。”盎曰：“夫刺之不入，击之不中，此犹辱也。臣道于此，使人虽有勇，弗敢刺，虽有力，弗敢击。夫弗敢，非无其志也。臣有道于此，使人本无其志也。夫无其志也，未有爱利之心也。臣有道于此，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欢然皆欲爱利之，此其贤于勇有力也，四累之上也。”观此一段，语宛转四反，非数百言而畅之不能了，而洁净粹白如此。后人笔力渠复可到耶？三不欺之义正与此合：不入不中者不能欺也；弗敢刺击者不敢欺也；无其志者不忍欺也。魏文帝论三者优劣，斯言足以蔽之。
【吕东莱杂说】
列子为伯昏无人射，《列子》无，字音莫侯反；《庄子》“不”音，读如本字也。列御寇之齐，中道而反，遇伯昏瞀人，申屠嘉与郑子产同师伯昏无人。然则伯昏无人自一人也，伯昏瞀人自一人也。列子既师壶丘子林，友伯昏瞀人，乃居南郭，又言师老商氏，友伯高子。不知老商氏即壶丘子林耶？或别一人也？又不知伯高子与无人瞀人为一为二也。此虽御寇寓言，然据文指事则似不一，要皆独立绝尘高出一时之上者也。“列御寇，为伯昏无人射，引之盈贯。”张湛解云：尽弦穷镝。郭象云：盈贯，犹溢镝也。措杯水其肘上。张湛云：手停审，故杯水不倾。郭象云：左手如拒，右手如附枝，右手放发而左手不知，故可措之杯水也。如此之类，训释明白，文词高古，皆后入所不到。
又“挥斥八极，神气不变。”郭象以为德充于内，则神满于外，远近幽审皆明，故审安危之机，而泊然自得也。如此等语，殆类有得者矣。《列子》记老成子学幻于尹文先生，三年不告，造父师泰豆氏，亦三年不告。列子之学三年之后，始得壶丘一眄，五年之后，始一解颜而笑。此皆足以见古人教人规摹次第，故学者得力，非后人所能仿佛也。盖用力深者其收功也远，得之艰则守之也固，未有侥幸于或成，似若有合而卒然失之也。
【国朝宋濂文粹】
《列子》八卷，凡二十篇，郑人列御寇撰，刘向校定八篇，谓御寇与郑缪公同时，柳宗元云：郑穆公在孔子前几百载，御寇书言郑杀其相驷子阳，则郑鹿二十四年，当鲁穆公之十年，向盖因鲁穆公而误为郑尔。其说要为有据。高氏以其书多寓言，而并其人疑之，所谓御寇者有如鸿蒙列缺之属，误矣。书本黄老言，决非御寇所自著，必后人会粹而成者，中载孔穿魏公子牟及西方圣人之事，皆出御寇后。《天瑞》《黄帝》二篇虽多设辞，而其离形去智，泊然虚无，飘然与大化游，实道家之要言。至于《杨朱》《力命》则为我之意多，疑即古杨朱书，其未亡者剿附于此。御寇先庄周，周著书多取其说，若书事简劲宏妙则似胜于周。间尝熟读其书，又与浮屠言合，所谓内外进矣。而后眼如耳，耳如鼻，鼻如口，无弗同也。心疑形释，骨肉都融，不觉形之所倚，足之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