之人遂弃农业，托云教习，聚而饮博。取资一有于字其家，不顾无有。官吏不加禁，父兄不敢诘。家家自以为患也。河东河北关西之乡兵，此犹有用。若京东西者，平居不足以备盗，而水旱适足以为盗。其尤可患者，京西素贫之地，非有山泽之饶，民惟力农是仰。
而今三夫之家一人，五夫之家三人为游手。家本误作浮手凡十八九州，以少言之，尚可四五万人。不耕而食，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。今诚能尽驱之使耕于弃地，官贷其种，岁田之入，与中分之，如民之法，募吏之习田者为田官，优其课最而诱之，则民愿田者众矣。太宗皇帝时，尝贷陈蔡民钱使市牛而耕，真宗皇帝时亦用耿望之言，买牛湖南而治屯田。今湖南之牛岁贾于北者皆出京西，若官为买之，不难得也。一有“又宜重为法以困所谓私牛之客者，使不客于民而弃为官耕。凡民之已有牛者使自耕，则牛不足而官市者不多”四十四字。且乡兵本农也，籍而为兵，遂弃其业。今幸其去农未久，尚可复驱还之田亩，使不得群游而饮博，以为父兄之患，此民所愿也。一夫之力，以逸而言，任耕缦田一顷，使四万人皆耕。而久废之田，利又数倍，则岁谷不可胜数矣。京西之分，北有大河，南至汉而西接关。若又通其水陆之运，所在积谷，惟陛下诏有司而移用之。其三曰权商贾。
臣闻秦废王法，启兼并，其上侵公利，下刻细民，为国之患久矣。自汉以来，尝欲为法而抑夺之，然不能也。盖为国者兴利日繁，兼并者趋利日巧，至其甚也，商贾坐而权国利。其故非他，由兴利广也。夫兴利广，则上难专，必与下而共之，然后通流而不滞。然为今议者，方欲夺商之利，一归于公上而专之，故夺商之谋益深，则为国之利益损。前日有司屡变其法，法每一变，则一岁之间所损数百万。议者不知利不可专，欲专而反损，但云变法之未当，变而不已，其损愈多。夫欲十分之利皆归于公，至其亏少，十不得三，不若与商共之，常得其五也。今为国之利多者，茶与盐耳。茶自变法已来，商贾不复，一岁之失，数年莫补。所在积朽，弃而焚之。前日议者，屡言三说之法为便，有司既以详之矣。今诚能复之，使商贾有利而通行，则上下济矣。解池之盐，积若山阜。今宜暂下其价，诱群商而散之。先为令曰：三年将复旧价。则贪利之商，争先而凑矣。夫茶者，生于山而无穷；盐者，出于水而不竭。贱而散之三年，十未减其一二。夫二物之所以贵者，以能为国资钱币尔。今不散而积之，是惜朽坏也，夫何用哉！夫大商之能蕃其货者，岂其铢铢躬自鬻于市哉？必有贩夫小贾，就而分之。贩夫小贾，无利则不为，故大商不妒贩夫之分其利者，恃其货博，虽取利少，货行流速，则积少而为多也。今为大国者，有无穷不竭之货，反妒大商之分其利，宁使无用而积为朽坏，何哉？夫大商之善为术者，不惜其利而旅贩夫。大国之善为术者，不惜其利而诱大商。此与商贾共利，取少而致多之术也。一有之：“今商贾之难以术制者，以其积货多而不急故也，利厚则来，利薄则止，不可以号令召也。
故每有司变法，其利既薄，小商以无利而不能行，则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，适得独卖其货，尚安肯勉趋薄利而来哉？故变法而刻利者，适足使小商不来，而为大商贾积货也。今必以术制商，宜尽括其居积之物，官为贾而还之，使其货尽而后变法。夫大商以利为生，一岁不营利，则有惶惶之忧。彼必不能守积钱而闲居，得利虽薄，犹将勉而来。此变法制商之术也。夫欲诱商而通货，莫若与之共利。此术之上也；欲制商使其不得不从，则莫若痛裁之使无积货，此术之下也。然此可制茶商耳。若盐者，禁益密益则冒法愈多，而刑繁。”凡二百三十八字。若县官自为鬻市之事，此大商之不为。臣谓行之难久者也。诚能不较锱铢而思远大，则积朽之物散，而钱币通，可不劳而用足矣。臣愚，不足以知时事，若夫坚守以扦贼，利则出而扰之，凡小便宜，愿且委之边将。至于积谷与钱，能其漕运，不二三岁而国力渐丰，边兵渐习，贼锐渐挫，而有隙可乘，然后一举而灭之，此万全之策也。愿陛下不以其小者责将帅，谋其大计而行之。则天下幸甚。臣修昧死再拜。
【苏老泉集】
《上韩枢密书》：太尉执事：洵著书无他长，及言兵事，论古今形势，至自比贾谊。所献《权书》，虽古人已往，成败之迹，苟深晓其议，施之于今，无所不可。昨因请见，求进末义，太尉许诺，谨撰其说。言语朴直，非有惊世绝俗之谈，甚高难行之论。太尉取其大纲，而无责其纤悉，盖古者非用兵决胜之为难，而养兵不用之可畏。今夫水激之山，放之海，决之为沟塍，壅之为沼浚是天下之人能之。委江河，注淮泗，汇为洪波，潴为大湖，万世而不溢者，自禹之后未之见也。夫兵者，聚天下不义之徒，授之以不仁之器。而教之以杀人之事。夫惟天下之未安，盗贼之未殄，然后有以施其不义之心，用其不仁之器，而试其杀人之事，当是之时，勇者无余力，智者无余谋，巧者无余技。故其不义之心，变而为忠；不仁之器，加之于不仁；而杀人之事，施之于当杀。及夫天下既平，盗贼即殄，不义之徒聚而不散。勇者有余力，则思以为乱；智者有余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