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得志；汉因文景之富力，三举而才得河南；隋唐突厥吐蕃，常与中国相胜败，击而胜之者有矣，未有举而灭者。秦汉尤强者，其所攻，今元昊之地是也。况自刘平隐没，贼锋炽锐，未尝挫衄。攻守之计，非臣所知。天威所加，虽终期于扫尽；然临边之将，尚未闻得贼衅隙，挫其凶锋。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，而财用不为长久之计，臣未见其可也。四十五万之人，坐而仰食。然关西之地，物不加多，关东所有，莫能运致掊克细碎，既以无益而罢之矣。至于鬻官入粟，下无应者。改法权货，而商旅不行。是四五十万之人，惟取之于西人而已。西人何为而不困？困而不起为盗者，须水旱尔。外为贼谋之所疲，内遭水旱而多故。天下之患，可胜道哉！
夫关西之物不能加多，则必通其漕运而致之。漕运已通而关东之物不充，则无得而西矣。故臣以谓通漕运、尽地利、权商贾，三术并施，则财用足而西人纾，国力完而兵可久。以守以攻，惟上所使。夫小琐目前之利，既不足为，长久之谋，非旦夕而可效，故为长久而计者，初若迂愚而可笑。在必而行之，则其利惭矣。故臣区区，不敢避迂愚之责。请上便宜三事，惟陛下裁择。其一曰通漕运。臣闻今为西计者，皆患漕运之不通，臣以谓但未求之耳！今京师在汴，漕运不西，而人之习见者，遂以为不能西。不知秦汉隋唐，其都在雍，则天下之物，皆可致之西也。山川地形非有变易于古，其路皆在，昔人可行，今人胡一作何为而不可？
汉初，岁漕山东粟数十万石。是时运路未修，其漕尚少。其后武帝益修渭渠，至漕百余万石。隋文帝时，沿水为仓，转相运置，而关东汾晋之粟，皆至渭南，运物最多。其遗仓之迹，往往皆在，然皆尚有门之险。其唐裴耀卿，又寻隋迹，于三门东西置仓，开山十八里，为陆运以避其险。卒溯河而入渭。当时岁运不减二三百万石。其后刘晏遵耀卿之路，悉漕江淮之米，以实关西。后世言能经财利而善漕运者，耀卿与晏为首。今江淮之米，岁入于汴者六百万石。诚能分给关西，得一二百万石足矣。今兵之食汴漕者，出戍甚众，有司不惜百万之粟，分而及之，其患者三门阻其中尔。今宜浚治汴渠，使岁运不阻，然后按求耀卿之迹，不惮十许里陆运之劳，则河漕通而物可致，且纾关西之困。
使古无法，今有可为尚当为之；况昔人行之而未远，今人行之而岂难哉？耀卿与晏初理漕时，其得尚少。至其末年，所入十倍，是可久行之法明矣。此水运之利也。臣闻汉高之入秦，不由东关，而道南阳过郦，柝而入武关。曹操等起兵诛董卓，亦欲自南阳道丹析而入长安。是时张济又自长安出武关，奔南阳，则自古用兵往来之径也。臣尝至南阳，问其遗老，云：自邓西北至永兴六七百里，今小商贾往往行之。初汉高入关，其兵十万。夫能容十万兵之路，宜不甚狭而险也。但自雒阳为都，行者皆趋东关，其路久而遂废。今能按求而通之，则武昌、汉阳、郢、复、襄阳、梁、洋、金、商均、房、光化，沿汉之地，十一二州之物，皆可漕而顿之南阳。自南阳为轻车入辇而递之，募置递兵，为十五六铺，则十余州之物，日日入关而不绝。沿汉之地，山多美木，近汉之民，仰居而有余。以造舟车，甚不难也。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，内赐禁钱数十万，以供西用，而道路艰家误作难远，辇运逾年，不能毕至。至于军装输送，多苦秋霖，边州已寒，冬服尚滞于路。其艰如此，夫使州县纲吏远输京师，转冒艰滞，然后得西。岂苦较南阳之旁郡，度其道里，入于武关，与至京师远近等者，与其尤近者，皆使直输于关西。京师之用有不足，则以禁帑出赐有司者代而充用。其迂曲简直，利害较然矣。此陆运之利也。
其二曰尽地利。臣闻昔之画财利者易为工，今之言财利者难为术。昔者之民赋税而已，故其不足则铸山煮海，榷酒与茶，征关市而算舟车，尚有可为之法，以苟一时之用。自汉魏迄今，其法日增，其取益细。今取民之法尽矣。昔者赋外之征，以备有事之用。今尽取民之法，用于无事之时，悉以冗费而糜之矣。至卒然有事，则无法可增。然独犹有可为者，民作而输官者已劳，而游手之人方逸；地之产物者耕不得代，而不垦之土尚多。是民有遗力，地有遗利，此可为也。况历视前世用兵者，未尝不先营田。汉武帝时，兵兴用乏，赵过为畎田人犁之法以足用；赵充国攻西羌，议者争欲出击，而充国深思全胜之策，能忍而待其弊，至违诏罢兵而治屯田，田于极边，以游兵而防钞寇，则其理田不为易也，犹勉为之；后汉之时，曹操屯兵许下，强敌四面。以今视之，疑其旦夕战争而不暇，然用枣祗韩浩之计，建置田官，募民而田近许之地，岁得谷百万石，其后郡国皆田，积谷无数。隋唐田制尤广，不可胜举。
其势艰而难田，莫若充国。迫急而不暇田，莫如曹操。然皆勉焉，不以迁缓而不田者，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纾民劳也。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。臣未能悉言，谨举其近者：自京以西土之不辟者不知其数。非土之瘠而弃也，盖人不勤农，与夫役重而逃尔。久废之地，其利数倍于劳。苏讹作营田，今若督之使勤，与免其役，则愿耕者众矣。臣闻乡兵之不便于民，议者方论之矣。充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