更法易令而庙堂轻矣。严按察之权，邀功生事，而郡县又轻矣，岂惟于立国之势无所助，又从而削之。虽微章得象，陈执中以排沮其事，亦安得而不自沮哉！独其破去旧例，以不次用人而劝农桑，务宽大为。有合于因革之宜，而其大要已非矣。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视中国之耻，而卒发神宗皇帝之大愤也。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说，首合圣意，而其实则欲籍天下之兵，尽归于朝廷，别行教阅以为强也。括郡县之利，尽入于朝廷，别行封椿以为富也。青苗之政，惟恐富民之不困也。均输之法，惟恐商贾之不折也。罪无大小，动辄兴狱，而士大夫缄口畏罪矣。西北两边，至使内臣经画，而豪杰耻于为役矣。徒使神宗皇帝见兵财之数既多，锐然南北征伐，卒垂圣意，而天下之势实未尝振也。彼盖不知朝廷立国之势，正患文为之太密，事权之大分，郡县太轻于下，而委琐不足恃，兵财太关于上，而重迟不易举。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势而安石竭之，不遗余力不知立国之本末者，真不足以谋国也。元佑绍圣，一反一复，而卒为金人侵侮之资，尚何望其振中国以威四裔哉！南渡以来，大抵遵祖宗之旧。虽微有因革增损，不足为轻重有无，如赵鼎诸臣固已不究变通之理，况泰桧尽取而沮毁之，忍耻事雠，饰太平于一隅以为欺，其罪可胜诛哉！陛下愤王业之屈于一隅，励志复雠，不免籍天下之兵以为强，括郡县之利以为富，加惠百姓，而富人无五年之积，不重征税，而大商无巨万之藏，国势日以困竭。臣恐尺籍之兵，府库之财，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。陛下早朝晏罢，冀中兴日月之功，而以绳墨取人，以文法事，圣断栽制中外，而大臣充位，胥吏坐行条令，而百司逃责，人才日以茸。臣恐程文之士，资格之官，不足当度外之用也。艺祖经画天下之大略，太宗已不能尽用。今其遗意，岂无望于陛下也。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，可以开社稷数百年之基，而况于复故物乎？不然，维持之具既穷，臣恐祖宗之积累，亦不足恃也。陛下试令臣毕陈于前，则今日大有为之略，必知所处矣。夫吴蜀，天地之偏气，钱塘，又吴之一隅，当唐之衰，钱以闾巷之雄，起王其地，自以不能独立，常朝事中国以为重。及我宋受命，以其家入京师，而自献其土。故钱塘终始五代，被兵最少，而二百年之间，人物日以繁盛，遂甲于东南，及建炎绍兴之间，为六飞所驻之地。当时论者，固已疑其不足以张形势，而事恢复矣。秦桧又从而备百司庶府，以讲礼乐于中，其风俗固已华靡，士大夫又从而治园囿、台榭、以乐其生，于干戈之余，上下晏安，而钱塘为乐国矣。一隙之地，本不足以容万乘而镇压，且五十年山川之气，盖亦发泄而无余矣。故谷、粟、桑、麻、丝、木台之利，岁耗于一岁，禽、兽、鱼、鳖、草、木之生，日微于一日，而上下不以为异也。公卿将相，太抵多江浙闽蜀之人，而人才亦日以几下，场屋之士以十万数，而文墨小异，已足以称雄于其间矣。陛下据钱塘已耗之气，用闽浙日衰之士，而欲鼓东南习安脆弱之众，北向以争中原，臣是以知其难也。荆襄之地，在春秋时，楚用以虎视齐晋，而齐晋不能屈也。及战国之际，独能与秦争帝，其后三百余年，而光武起于南阳，同时共事，往往多南阳故人。又二百余年，遂为三国交据之地，诸葛亮由此起辅先主，荆楚之士，从之如云，而汉氏赖以复存于蜀，周瑜、鲁肃、吕蒙、陆逊、抗邓艾、羊蹋皆以其地显名。又百余年而晋氏南渡，荆雍常雄于东南，往往倚以为强梁，竟以此代齐，及其气发泄无余。而隋唐以来，遂为偏方，下州五代之际，高氏独常臣事诸国。
本朝二百年之间，降为荒落之邦，北连许汝，民居稀少，土产卑薄，人才之能通姓名于上国者，如晨星之相望，况至于建炎绍兴之际，群盗出没于其间，而被祸尤极，以迄于今。虽南北分画交据，往往又置于不足用，民食无所从出，而兵不可由此而进，议者或以为忧，而不知其势之足用也。其地虽要为偏方，然未有偏方之气，五六百年而不发泄者，况其东通吴会，西连巴蜀，南极湖湘，北控关洛，左右伸缩，皆足以为进取之机。今诚能开垦其地，洗濯其人，以发泄其气而用之，使足以接关洛之气，则可以争衡于中国矣。是以形势消长之常敷也。陛下慨然移都建业，百司庶府，皆从草创，军国之仪，皆从简略，又作行宫于武昌，以示不敢宁居之意。常以江淮之师，为金人侵轶之备，而精择一人之沈鸷有谋，开豁无他者，委以荆襄之任，宽其文法，听其废置，抚摩振厉于三数年之间，则国家之势成矣。石晋失卢龙一道，以成开运之祸，盖丙午、丁未岁也。明年，艺祖皇帝始从郭太祖征伐，卒以平定天下，其后契丹以甲辰败于澶渊，而丁未戊申之间，真宗皇帝东封西祀以告太平，盖本朝极盛之时也。又六十年，而神宗皇帝，实以丁未岁即位，国家之事，于此一变矣。又六十年丙午丁未，遂为靖康之祸，天独启陛下于是年，而又启陛下以北向复雠之志。今者去丙午丁未，近在十年间耳，天道六十年一变，陛下可不有以应其变乎？此诚今日大有为之机，不可久安以玩岁月也。臣不佞，自少有驱驰四方之志，尝数至行都，人物如林，其论皆不足以起人意，臣是以知陛下大有为之志孤矣。辛卯壬辰之间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