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人欲籴三辅之谷，以省关东之运。且欲令边郡筑仓以平籴。唐人欲籴关东之米，以减京都之运。且欲委三官和籴以备边。今日亦既举和籴之令，以为省漕之计矣。则吾所谓处事有良策者，其和籴之谓乎？夫漕运为害，州郡之害，厥今甚矣。百城万艘，舳舻千里，风涛之突荡，道理逗遛，旷日持久。州郡之费，不计其多寡矣。比至京都，篙师之窃盗，雀鼠之废蠹，湿恶之折阅，操千金以入胥吏之门而免矣，不知孰受其咎邪？愚为今之计，莫若捐内帑数百万，浙之东吴之会，凡并海之郡，商贾贩米奔辏之处，付之郡守，而使之招籴。略转船之制，广为储蓄，以俟上之命。无拘其限，以宽其集。无抑其价，以诱其来。夫丘夷而渊实，川竭而谷虚。纵有水旱，而可以坐致天下之米矣。夫吴越去京都特不远也，山歹终令各上已籴之数，然后会吾之盈虚，而徐取焉。所籴之米羡，则运漕之米，可以尽计而省之矣。若夫边郡之利，则亦未易概而论也。屯田之利，凡几年于此矣。赵充国之计，晁错室庐器具之策，其他如魏束束祗唐，李泌区画至纤悉，固非庸儒空谈之比也。上之人能择边郡之守，无拘之法，随其风俗，而各以意行之，又岂有难成之事哉？此又边郡省漕之一策，然皆不可执一定之法也。随时变通，裁制在人，此执事之论也。
【制度详说】
古者天子中千里而为都，公侯中百里而为都。天子之都，漕运东西南北所贡人者，不过五百里。诸侯之都，漕运所贡入者，不过五十里。所以三代之前，漕运之法不备。虽如《禹贡》所载，入于渭，乱于河之类，所载者不过是朝廷之路，所输者不过币帛九贡之法。所以三代之时，漕运之法，未甚讲论，正缘未是事大体重。到春秋之末，战国之初，诸侯交相侵伐，争事攻战。是时稍稍讲论漕运，然所论者，尚只是行运之漕。至于国都之漕，亦未甚论。且如《管子》所论，粟行三百里，则无一年之积；粟行四百里，则无二年之积；粟行五百里，则众有饥色。如孙武所谓千里馈粮，士有饥色。皆是出征转输，至期所以输国都，不出五百里，五十里。国都所在各有分，故当时亦尚未讲论。惟是后来，秦并诸侯，罢五等，置郡，然后漕运之法，自此方详。秦运天下之粟，输之北河。是时盖有三十钟致一石者。地理之远，运粟之多，故讲论之详，方自此始。后来历代最盛，无如汉唐。在汉初高后文景时，中都所用者省，山歹计不过数十万石而足。是时漕运之法，亦未讲。到得武帝，官多徒役众，在关中之粟四百万，犹不足给。之所以郑当时开漕渠六辅渠之类，盖缘当时用粟之多，漕法不得不讲。然当汉之漕，在武帝时，诸侯王尚未尽输天下之粟。至武宣以后，诸侯王削弱，方尽输天下之粟。汉之东南漕运，至此始详。当高帝之初，天子之州郡，与诸侯封疆相间杂。诸侯各据其利，粟不及于天子。是时所谓淮南东道，皆天子奉地，如贾生说是汉初如此。至汉武帝时，亦大概有名而无实。其发运粟入关，当时尚未论江淮。到得唐时，方论江淮。何故？汉会稽之地，去中国封疆辽远，开垦者多，粟不入京师。以京师之粟尚不自全，何况诸侯自封殖。且如吴王氵鼻作乱，枚乘之说，言京师之仓，不如吴之富。以此知当恃殖利自丰，不是运江淮之粟。到唐时，全倚办江淮之粟。唐太宗以前。府兵之制未坏，有征行便出兵。兵不征行，皆自归散于田野，未尽仰给大农。所以唐高祖太宗运粟于关中，不过十万。后来明皇，府兵之法渐坏，兵渐多，所以漕粟自此多。且唐睿宗明皇以后，府兵之法已坏。是故用粟乃多。向前，府兵之法未坏，所用粟不多。唐漕运时，李杰裴耀卿之徒，未甚讲论。到二子讲论，自是府兵之法既坏，用粟既多，不得不讲论。且如汉漕系郑当时之议，都不曾见于高惠文景之世。唐之李杰裴耀卿之议，都不曾见于高祖太宗之世。但只见于中睿明皇之时，正缘汉武官多役众，唐中睿以后，府兵之法坏。聚兵既多，所以漕运不得不详。大抵这两事，常相为消长，兵与漕运常相关。所谓宗庙社飨之类，十分不费一分。所费广者，全在用兵，所谓漕运全视兵多少。且唐肃宗代宗之后，如河北诸镇，皆强税赋。不领于度支。当时有如吐蕃回讫为乱，所用犹多。镇武天德之间，山歹遣两河诸镇。所以全倚办江淮之粟。议论漕运，其大略自江入淮，自淮入汴，自汴入河，自河入渭。各自正输水次，各自置仓，如集津仓，洛口仓，含嘉仓，河阴仓，渭桥转相般运，道途之远，此法遂坏。自当时刘晏再整顿运漕之法，江淮之道，各自置船。淮船不入汴，汴船不入河，河船不入渭。水之曲折，各自便习。其操舟者，所以无倾覆之患，国计于是足。所以唐人议论之多，惟江淮为最急。德宗时，缘江淮米不至，六军之士，脱巾呼于道。韩氵晃运米岁至，德宗太子置酒相庆。可见唐人倚办于此，如此其急。唐时漕运，大率三节，江淮是一节，河南是一节，陕西到长安是一节。所以当时漕运之臣，所谓无如此三节，最重者京口。初京口济江淮之粟，所会于京口。京口是诸郡咽喉处。物时润州江淮之粟，至于京口。到得中间，河南陕西，互相转输。然而三处，惟是江淮最切。何故？皆自江淮发足，所以韩氵晃由漕运致位宰相，李因漕运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