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跋扈，以至作乱。以此三节，惟是京口最重。所谓汉漕一时所运，临时制宜，不足深论。到得宋朝，定都于汴。是时漕运之法，分为四路。东南之粟，自淮入汴，至京师。若是陕西之粟，便自三门，白波，转黄河入汴，至京师。若是陈蔡一路粟，自惠民河至京师。京东之粟，自广济河至京师。四方之粟，有四路，四条河至京师。当时最重者，惟是汴河最重。何故？何西之粟，江无阻。及入汴，大计皆在汴。其次北方之粟，自三门白波入关，自河入汴，入京师。虽惠民广济，来处不多，其势也轻。本朝置发漕两处，最重者是江淮。至真州，陆路转输之劳。其次北之粟，底柱之门，舟楫之利。若其他置发运，如惠民河，广济河，虽尝立官，然不如两处之重。此宋朝之大略如此。然而宋朝所谓山歹漕六百万石，所专倚办江淮。其所谓三门白波之类，非大农仰给之所，惟是江淮最重。在祖宗时，陆路之粟，至真州入。转般仓自真方入，般即下贮发运司入汴。方至京师，诸州回般，却自真州请盐，散于诸州。诸州虽有费，亦有盐以偿之。此是宋朝良法。凡以江淮往来，迟速必视风势。本朝发运使相风旗，有官专主管相风旗。合则无罪，如不合，便是奸弊。夫船之迟速，何故以风为旗？盖缘风动四方，万里只是一等。所以使得相风旗。真州便是唐时杨子江。后来本朝改号曰真州。运法未坏，诸州船只到真州，请盐回。其次入汴入京师。后来发运山歹造船，谓之发运官船，与诸州载米发运，申明汴船不出江。诸州又自造船，虽有此约束，诸州船终不应副。因此漕法渐坏，惟发纲发运未罢。及蔡京为相，不学无术。不能明考祖宗立法深意，遂废改盐法，置直达江无水处。不如此，是时奸吏多，虽有运漕之官，不过催督起发。其官亦有名而无实。大抵用官船逐处漕运时，便都无奸计。若用直达江，经涉岁月长远，故得为奸所费甚多，东南入京之粟亦少。故太仓之粟，少似东南畜积。发运有多无实，此召乱之道也。本朝漕运之法坏，自蔡京东京发运本原大略如此，其他流之曲直，法之更变，道路之险夷，质之于史，考之于古，亦自可见。源流至论：观《禹贡》所载，入于渭，乱于河之类，所输不过九州之方物。则知漕运之法，三代之时未立也。观《管子》所载，粟行五百里之类。所漕不过一时之卒。则知国都之漕，春秋之时，亦未闻也。予尝推原其故，盖古者天子中千里而为都，公侯中百里而为都，天子之都，漕运所贡入者，不过五百里之地。诸侯之都，漕运所贡入者，不过五十里之地。乘舆服制之用，宗庙百司之给自足以供。虽春秋战国以来，行师千里，间行漕，然事已兵休，犹未至于甚病。而所以输于国都者，不出五百里，五十里尔。自秦罢侯置郡，漕法始讲。致濒海之粟，输北河之仓，盖以三十馀钟而致石，而民始病矣。然则秦为漕运之俑乎？逮至汉唐，其事愈详。方其初年，边事未兴，兵役未烦，故漕运之费省。至其后也，征伐日劳，供亿日广，故漕运之费广。自今观之，汉初京师之用，止仰近郡诸侯之粟，不归天子。当时关东之漕，仅数十万石而已，其省何如也。及武帝以后，山东漕益而为百馀万石，既而县官度食者众，则河漕又益而为四百万石。继而言利之臣，愈请增益，则山东之漕，且至六百万石焉。逮至军旅既息之后，每山歹漕谷，为石犹不下四百万。向者诸侯自殖之粟，至是削弱，皆转输于中都尔。唐初，府兵之法未坏。平时无事，身居田亩。一有征行，自为调度。当时关中之漕，不过十万而已，其省何如也。及明皇以后，天宝每山歹二百五十万，广德山歹转，亦不下百一十万。甚至江淮之运少缓，六军脱巾于道。韩氵晃之米一至，君臣举酒相庆。则唐人所以倚办于此可谓急矣。噫！引谓穿渠之谋，不见于高文之时，而见于武帝之世。沂河入渭之说，不用于太宗之日，而见于代宗之后。盖汉唐中年以兵费之。故所以屡讲而屡详，其势不得不然也。噫！兵役漕运相为消长，其他朝廷用度，百官廪禄，十不费一，大概多縻于兵尔。予独谓汉以用兵而费财，唐以养兵而蠹粟。养兵者未可遽息，用兵者朝罢而夕安。此唐之漕运，又加详于汉也。大抵汉皆绋仰于山东，唐漕皆仰于江淮。故武帝时番系言漕者，山东也。弘羊益漕者，亦山东也。盖江淮漕米去长安逾远，诸侯自为封植而已。吴王之反，自谓聚粮食三十馀年。而枚乘之说，亦去汉家转粟西向，不如海陵之仓。故江淮之漕未通，而多仰于山东矣。天宝以后，刘晏所漕者，江淮也。韩氵晃所漕者，亦江淮也。盖自开济漕渠而甸农，或至穗，而关中不足给。自藩镇不申户口者十五道，而河北不足给，故诸道之漕不通，而皆仰于江淮矣。此汉唐漕法之本末也。国家定都于汴，四方辐凑，远近俱便，过于汉唐。是时漕运之法，分为四路。东西之粟，自汴河而至。陕西之粟，自黄河而入。陈蔡之粟，自惠民河通之。京师之粟，自广济河通之。然论四河之利害，汴河为重，黄河次之，而惠民广济又其次也。何以言之？视至道所漕之数，广济十二万，惠民四十万，黄河五十万，而汴河至三百万，于此可见矣。故汴河以发运使副领之，黄河以运使判官领之，而惠民特命催纲，广济特用使臣。然本朝所谓山歹漕六百万石，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