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秦运海隅之粟以馈边。率三十钟而致一石，是二百倍。以来今日师行，一兵行，一夫馈，只可供七日，其馀日必俱乏食也。且计之须三夫而助一兵，仍须十五日便回，一日不回，则一日乏食。以此校之，无善术。故兵也者，古人必不得已而后用者，知此耳。
【能改斋漫录】
本朝东南岁漕米六百万石，而江西居三分之一。盖天下漕米，多取于东南，而东南之米，多取于江西也。陈止斋集：本朝定都于汴，漕运之法，分为四路。江南，淮南，浙东西。荆湖南北六路之粟，自淮入汴至京师。陕西之粟，自三门，白波，转黄河入汴至京师。陈蔡之粟，自闵河蔡河入汴至京师。京东之粟，自十五丈河，历陈济及郓，至京师。四河所运，惟汴河最重。
【汉唐制度】
汉初转漕巴蜀租岁，以给关中。天下既定，国用浸广。于是岁漕关东粟，以给中都官，然亦不过数十万而已。至武帝，则四百万石，后又益六百万石，大抵多转于山东诸郡。志云，致粟山东，岁益六百万石。《杖乘传》云，转粟西向。当时有欲开褒斜道，以致汉中谷者，以水多湍石不通船，漕则知已蜀道险，以车转为便。而集于京师者，不可多致。关东山东诸郡，道从渭水而上。自郑当时开渠之后，漕粟益多。考之于史，独河东有根仓，泾仓，荥阳有敖仓。河南以东置漕船五百艘，则东方诸郡，其粟自远而致者，往往至三河交卸，级节而入都矣。若夫主漕之官，主于侍御史，汉宫仪侍御史，出督郡漕运军粮。总于大农，而分掌于太仓令。在外则以县令而将漕，卜式。或以剌史而护漕，朱博。无定负也。惟江淮粟米，去长安逾远，诸侯自为封植而已。故吴王之反，自谓聚粮食三十馀年。而枚乘之说云，汉家转粟西向，不如海陵之仓。以是知汉仓多在于山东，而不在江淮矣。皇都汴都，四方所辐凑，水陵俱便，过于汉家。在于今日，蜀汉之票，顺流而下，以供荆囊之军食。江淮闽浙之舟，水运而上，无复难致之险。较之于汉，孰为得乎？
【经史百家制度】
古者，天子中千里而为都。漕运东西南北之粟，不过五百里之内，足以自供来舆服御宗庙百官之奉，犹以其馀置封国焉。虽有征讨之役，师行千里。巡守之事，遍至四岳，尚不责天下以取办也。《禹贡》所载，入谓河之类，不过是朝廷之路，币帛九贡之物，所以当时漕运不曾讲。战国以来，兵革不息，于是漕之术起。竭土地之所有不同，远近以应上之输。然犹是出征转输之漕。事已兵休，犹未至于甚病。而国都之漕，亦是未讲也。自汉唐置都于关中，视东南远者，或数千里，阻山绝江，风气不接。而转漕天下，以给京师者，盖非特用兵之时也。平居无事，不能讲先王均节之政，不为分畿制域之法，奢侈耗费，推其所有而致之。古人所谓以千八百国之租税，奉一人而不足者。皆由兴利之臣，讲明漕运之尽，而天下于是困弊，郡县于是空乏矣。盖汉自文景以前，唐自明皇以前，京师之用，犹能取足于近郡。而建元天宝以后，凿渠通道，缘山转海，如郑当时开漕渠，倪宽开六辅渠，皆是见京师用粟多。故与之讲求规画。而卜式为成皋令，亦以领漕而课最。以武帝之多欲，而兴利之臣，又与之毕力尽智，以运致天下之所有。则武帝之多欲，安得不与财利俱长耶？按《食货志》，高祖之初，转漕东关粟，以给中都官，岁不过数十万石。及宣帝时，耿寿昌为大司农中丞，乃奏言，故事岁漕关东西谷四百万斛，以给京师。故事正指武帝之时，比之汉初，不知其几倍也。武帝虽穷奢极侈，一时兴利之臣，以求满其欲者，其罪可胜诛哉！立法有常经，而处事无定谋。经不常，则非古人裕国之善政；谋不定，则非古人通变之良事。天下之事，固不可执一定之法以应之也。执一定之法，以应天下之事，而天下之事始胶矣。漕运之法，自汉唐以来，讲之尚矣。而在今日，则尤不可不讲也。然或广，或省，或籴，要当随其费之多宽，而察其时之丰凶，固不可执一定之法。曰，吾将专于省，专于籴也。世之儒者漫曰，转输劳民，利病百出，吾将求所以省之术，而为和籴之计。夫未尝深思熟计，而姑为一切之谋。及夫百官六军之奉，有司用度之费，不可一日缺。而畿甸诸州，脱有水旱。富室垂磬，民无聊赖，则转手无策，而其术遂穷呜呼！是固不可执一定之法以律之也。昔者汉人岁关东之粟，岁数十万石以给中都之费。唐人岁漕江淮之米，至一百八十万石，以备关中之食。故自汉历唐，而运漕之法，遂为永制。夫郡国之粟以供上都，自后世而言，亦可谓经常之法矣。嗟夫漕运固良法也，或有时而不给者，则尤不可不为之虑也。故古人于此，必用其权焉。何则？谷粟之备，既不能办于仓卒之间，而丰欠之不常，又不能责验于天时之难必。故夫思所以为裕国之计，而不敢专恃夫漕运之常，给者则吾所谓处事之良策者，要不可不亟图而早定之也。切观国家驻跸吴会，取给于东南，以转饷于行都者，亦既有年矣。然顷山歹以来，东南时遇小欠，则漕运虽有馀积，而不能不以匮告。故议者虑焉，将以广漕运欤？则东南民力竭矣。而漕运未易广也，将以省漕运欤？而百司六军仰给于此，则漕运亦未易省也。是将何术而可？昔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