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以记人君言行，善恶必书，庶几不为非法，不闻帝王躬自观史’”上又谓朗曰：“适之所纪，且是直书，未有否臧，一见无爽。”朗乃进所纪，上略览曰：“卿宜门外重写录进。”其日晚，内出诏示宰臣，曰：“适郑朗奏朝来所纪之事，拟不进本。人君之言，良史善恶必书。或有平生之闲话，不关理道之体要，垂诸将来，实为愧耻。异日临朝，庶几稍改，何妨一见，得戒丑言。”又尝於紫宸殿对百僚遣ト门使就起居舍人魏寥∽⒓恰－磷嘣唬骸俺家宰怨胖么艘晕圣王鉴戒，陛下但为善，勿畏臣不书；如陛下所行错误，臣不书之，天下之人皆得书之。臣愿以陛下为太宗文皇陛下，许臣比褚遂良。”上曰：“我前亦尝观之。”猎唬骸笆乔捌鹁硬幌旯适拢臣今岂得陷陛下为非？若陛下一览之後，自此文字须有回避。如此则善恶不直，如何遣後代取信？”上遂止。
《周书》曰：贾纬乾讨惺苴与王伸、窦俨修晋高祖、少帝、汉高祖三朝实录。纬以笔削为己任，然而褒贬任情，记注不实。晋宰相桑维翰执政，尝薄纬之为人，不甚见礼。纬深衔之。及叙维翰传，称维翰身没之後，有白金八千铤，他物称是。翰林学士徐台符，纬邑人也，与纬相善，谓纬曰：“闻吾友书桑魏公白金之数，不亦多乎？”乃改为白金数千铤。
《太史公自序》云：夫《诗》《书》隐约者，欲遂其志之思也。故述往事，思来者。於是乎述陶唐以来，至麟德止，自黄帝始，原始察终，考之行事，著十二本纪、三十世家、十表、八书、七十列传，凡一百三十篇，成一家言是也。
《西京杂记》曰：司马迁发愤作《史记》一百三十篇，先达为良史之才。其以伯夷居列传之首，以为善而无报也；为《项羽本纪》以据高位者，非关有德也；及其叙屈原、贾谊，辞旨抑扬，悲事不避，亦一代之伟才。
又曰：汉承周史官，至武帝，太史公司马谈世为太史，子迁年十三，使乘传行天下，求诸侯史记，读孔氏古文，序世事，作百三十卷五十万字。谈子迁以世官复为太史公，序事如古《春秋》。司马氏本古周佚後也。作《景帝本纪》，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。帝怒而削去。坐举李陵降匈奴，下迁蚕室，有怨言，下狱死。宣帝以其官为太史令，行太史公文书而已，不复用其子孙。
班固《典引》曰：永平十七年诏曰：司马迁著书成一家，扬名後世，至以身陷刑之故，反微文讽刺贬损当代，非谊士也。
又《魏志》曰：明帝问王肃：“司马迁以受刑之故，内怀隐切，著《史记》，非贬孝武，令人切齿。”
又晋张辅尝著论，论班固、司马迁之著述：辞约而事举，叙三千年事惟五十万言；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，烦省不同，不如迁，一也。良史述事，善足以奖劝，恶足以鉴诫，人道之常、中流小事亦无取焉，而班皆书之，不如二也。毁贬朝错，伤忠臣之道，不如三也。迁既造创，固又因循，难易益不同矣。又迁为苏秦、张仪、范雎、蔡泽作传，逞辞流离，亦足以明其大才，故述辨士则藻辞华靡，叙实录则隐核名检，此所以迁称良史也。
《文心雕龙》曰：昔者夫子悯王道之缺，伤斯文之坠，静居以叹凤，临衢而泣麟。於是就太师以正《雅》《颂》，因鲁史以修《春秋》，举得失以表黜陟，征存亡以标劝戒。然碇加拿兀经文婉约，丘明同耻，实得微言。乃原始要终，创为传体。传者，转也。转授经旨以授於後，实圣文之羽翮，记籍之冠冕也。及至纵横之世，史职犹存，秦并七王，而战国有策。盖录而不序，故即简为名也。汉灭嬴、项，武功积年，陆贾稽古，作《楚汉春秋》。爰及史谈，世惟执简。子长经志，甄序帝续，比尧称典，则位杂中贤，法孔题经，则文非元圣，故取式《吕览》，通号曰纪。纪纲之号，亦宏称也。故本纪以述皇王，列传以总侯伯，八书以铺政体，十表以谱年爵。虽殊古式，而得事序焉。尔其实录无隐之旨，博雅弘辩之才，爱奇反经之尤，条例春落之失，叔皮论之详矣。及班固述汉，因循前业，观史迁之辞，思实过半。其十志该富，赞序弘丽，儒雅彬彬，信有遗味。至於宗经规圣之典，端绪丰赡之功，遗亲攘善之罪，征贿鬻笔之愆，公理辩之究矣。至於後汉纪传，发源《东观》。袁、张所制，偏驳不伦，薛、谢之作，疏谬少信；若司马彪之详实，华峤之准当，则其冠也。及魏代三雄，记传并出。《阳秋》、《魏略》之属，《江表》、《吴录》之类，或激抗难征，或疏阔寡要；惟陈寿三志，文质辨洽，荀、张比之於迁、固，非妄誉也。至於晋代之书，繁乎著作。陆机肇始而未备，王韶续末而不终；干宝述《纪》以审正明序，孙盛《阳秋》以约举为能。案《春秋》经传，举例发目，《史》、《汉》以下，莫有准的。至邓粲《晋纪》，始立条例，又摆落汉魏，宪章殷周，虽湘川曲学，亦有心放典谟。及安国立例，乃邓氏之规焉。
又曰：传记为式，编年经事，文非泛论，按实而书。岁远则周曲难密，事积则起讫易疏，斯固总合之为难也。或有同归一事，数人分功，两记则失於复重，偏举则病於不周，此又铨配之易也。故张衡摘史、班之舛滥，傅玄讥《後汉》之尤烦，皆此类也。若夫追述远代，代远多伪，公羊皋云：“传闻异词。”荀悦称：“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