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史记事，右史记言。人君动止有事言，随即记录，《起居注》是也。国朝自永徽已後，起居惟得对仗承旨，仗下，後谋议皆不得闻，其记注但出於已行制敕内采录，更无它事。所以长寿中姚知政事，以为亲承德音谟训，若不宣自宰相，史官无由得书。遂请仗下，後所言军国政要，宰相专知撰录，号为《时政记》，每月送史馆。无何，此事又废。”上曰：“君举必书，义存劝诫。既有《时政记》，宰臣宜依故事为之。”
又曰：李翱以史官记事不实，奏状曰：“臣谬得秉笔史馆，以记注为职。夫劝善惩恶，正言直笔，纪圣朝功德，述忠贤事业，载奸臣行，以传无穷者，史官之任也。凡人事迹，非大善大恶，则众人无由得知。旧例皆访於人，又取行状谥议以为一据。今之作行状者，多是其门生故吏，莫不虚加仁义礼智，妄言忠肃惠和，此不惟处其心不实，苟欲虚美於受恩之地耳。盖为文者又非游、夏、迁、雄之列，务於华而忘其实，溺於文而弃其理，故为文则失六经之古风，纪事则非史迁之实录。臣今请作行状者，但指事说实，直载事功。假如作魏征传，但记其谏诤之词，足以为正直；段秀实，但记其倒用司农印以追逆兵，以象笏击朱Г，足以为忠烈。若考功，视行状，不依此者不得受，依此则考功，下太常牒史馆，然後定谥。伏乞以臣此奏下考功。”从之。
又曰：元和中，宰臣以下候到於延英殿。上以《时政记》问於宰臣，修国史李吉甫对曰：“是宰相记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实录也。古者左史记言，今起居舍人是也；右史记事，今起居郎是也。永徽中宰相姚监修国史，虑造膝之言或不下闻，因请随奏对而记是也。”上曰：“其间或修或不修者，何也？”吉甫对曰：“凡面奉德音，未及施行，总为机密，固不可书以送史官；其间谋议有发自臣下者，又不可自书以付史官。及事已行者，制令昭然，天下皆得闻知，即史官之记，不待书以授也。且臣观《时政记》者，姚修之於长寿，及罢而事废；贾蕖⑵肟剐拗於贞元，蕖⒑及斩事废。然则关於政化者，不虚美，不隐恶，谓之良史也。”
又曰：宪宗锐意於为理，遍读列圣实录。见贞观、开元故事，竦慕不能释卷。尝谓宰臣曰：“太宗之创业如此，玄宗之致理如此，我读国史，始知万倍不如先圣焉。”
又曰：长庆中，中书门下请修《圣政纪》，云：“古之王者必置史官以纪善恶，国朝贞观、永徽以前，宰臣及百官正衙奏事，史官载笔於阶轮下，所有奏议悉约书之。自永徽以後，许敬宗、李义府作相，事多奸蔽，遂奏史官与僚庶俱退，然後宰臣请事。由是君臣之间咨谋启沃不复知矣。左右史惟写诏、诰、除授以修注记。长寿二年，宰相姚以为史官疏远，不得参闻政事；然帝王谟训不可遂无纪述，乃请自今已後，所论军国政要，委宰相一人撰录，号为《时政纪》，事亦寻废。”
又《路随传》曰：初，韩愈撰《顺宗实录》，说禁中事颇切直。内官恶之，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实。累朝有诏改修。及进《宪宗实录》後，文宗复令改正永贞时事，随奏曰：“臣昨面奉圣旨，以《顺宗实录》颇非详实，委臣等重加刊正。伏以史册之作，劝诫所存，事有当书，理宜归实。匹夫美恶尚不可诬，人君得失无容虚载。圣旨以前件实录记贞元末数事，稍非摭实，盖出传闻，审知差舛，更命刊正。顷因坐日，屡形圣言，通计，前後，至於数四。臣等伏以贞观以来，累朝实录有经重撰，不敢固辞，但欲粗删深误，亦固尽存诸说。宗闵、僧孺相与商量，缘此书成於韩愈，今史官李汉、蒋系皆愈之子婿，若遣参撰，或致私嫌，纵臣获修成，必惧终为时累。且韩愈所书，亦非己出，元和之後已是相循。伏望条示旧记最错误者，宣付史官，委之修定。”诏曰：“其《实录》中所书德宗、顺宗朝禁中事，寻访根柢，盖起谬传，谅非信史，宜令史官详正刊去，其它不要更修。”
又曰：文宗尝问：“《顺宗实录》似未详实，史官韩愈不是当时屈人否？”李石曰：“韩愈贞元末为四门博士。”上曰：“司马迁与任安书全是怨望，所以汉武本纪事多不实。”郑覃曰：“汉武中年後大发戎马，拓土开边，生人耗竭，粮饷不给。本纪所述，亦非过言。”石曰：“史笔不直，率多无後。郑覃所陈，志在讥谏，欲陛下究盛德，故言汉武不屈。”上曰：“‘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’。此诚可为戒。”覃因曰：“伏知陛下乙夜观书，无不该涉，然经典切切不过一二百言，圣意所存‘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’，此两句实可寝食佩服。”
又曰：张次宗有文学，稽古历行，开成中为起居舍人。文宗复故事，每入阁，左右史执笔立於螭头之下，宰相奏事得以备录。宰臣既退，上召左右更质证所奏是非，故开成政事详於史氏。
又曰：文宗朝对，宰臣退，上命起居郎郑朗等：“适所纪录者，将来一观。”郑朗对曰：“臣执笔所纪，便目为史。臣闻自古帝王不合观史。”上曰：“故事何在？”朗曰：“臣不敢远征故实，尝闻太宗皇帝欲观览国史，用知得失。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表云：‘史官所述，义归尽善。若至会玄已後，或非上智，中主庸君饰非护短，见极陈善恶致怨，史官何地逃刑？’又问褚遂良，对曰：‘今之起居，古之左右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