○王圭母妻识见
《新唐书》载：王圭始隐居时，与房、杜善，母李尝曰：“儿必贵，然未知所与游者何如人，试与偕来。”会玄龄等过其家，李窥大惊，敕具酒食，尽欢终日，喜曰：“二客公辅才，汝贵不疑。”杜子美《送重表侄王羲诗》曰：“我之曾老姑，尔之高祖母。尔祖未显时，归为尚书妇。隋朝大业末，房杜俱交友。长者来在门，荒年自糊口。家贫无供给，客位但箕帚。俄顷羞颇珍，寂寥人散后。入怪鬓发空，吁嗟为之久。自陈剪髻鬟，鬻市充否酒。上云天下乱，宜与英俊厚。向窃窥数公，经纶亦俱有。次问最少年，虬髯十八九。子等成大名，皆因此人手。下云风云合，龙虎一吟吼。愿展丈夫雄，得辞儿女丑。秦王时在坐，真气惊户牖。及乎正观初，尚书践台斗。夫人常肩舆，上殿称万寿。六宫师柔顺，法则化妃后。至尊均嫂叔，盛事传不朽。”杜诗所载如是之详。观诗言房杜来沽酒留饮之意，似与传文同，然此是圭妻杜氏，非关母李氏事。前辈往往疑之，终莫能辨，或以为传误，仆谓观者正不必深泥，要当兼考，于理为得。传言母李，而诗言妻杜，有以知妇姑皆贤，其高识远见，甚非常人所能及者。母见房杜，则谓“二客公辅才，汝贵不疑。”妻见太宗，则谓“子等成大名，皆因此人手。”其事甚异。诗传互相发明，皆可为据也。赵次公曰“虬髯十八九”谓太宗。又曰“有《虬髯公传》”。仆谓引《虬髯公传》误矣，此非太宗，乃李靖所遇之人张三郎者。所谓虬髯公者，亦伟人。见隋室不靖，亦欲规图基业，太宗既出，见其英武，为不可及，于是过海自立为扶余国王。其事甚明，见《太平广记》，此事甚与陈希夷返华阴山意同。
○贾岛事众说不同
《新唐书》载：贾岛初为浮屠，名无本。来东都，时洛阳令禁僧午后不得出，岛为诗自伤，韩愈怜之，因教其为文，遂去浮屠，举进士。当其苦吟，虽值公卿贵人皆不之觉。一日，见京兆尹，跨驴不避，诘之，久乃得释。累举不中第，文宗时，坐飞谤贬长江簿。《唐遗史》载贾岛初赴举在京，一日，在驴上得句云云，引手作推敲之势。时韩退之为京兆尹，车骑方出，岛不觉，行至第三节，左右拥至尹前。岛具道所得诗句，退之遂并辔归，为布衣交。后累举不第，乃为僧，号无本，居法乾寺。一日，宣宗微行至寺，闻钟楼上有吟声，遂登楼，于岛案上取诗卷览之，岛攘臂夺之曰：“郎君何会此邪？”宣宗既去，岛知，亟谢罪，乃除遂州长江簿，后迁晋州司仓卒，故程幸允悼之，有“骑驴冲大尹，夺卷忤宣宗”之句。《摭言》又载贾岛太和中，尝跨驴张盖，横截天街，时秋风正厉，黄叶可埽，岛吟曰：“落叶满长安”，求一联不可得，不知身之所从，因冲京兆尹刘栖楚节，被系，一夕释之。又尝遇武宗于定水精舍，岛尤肆慢，武宗讶之，初曰：“令与一官。”授长江簿，至晋州司仓卒。三者所载异同如此。《新书》谓先为浮屠，后举进士。《遗史》谓后因不第，乃为僧，得“僧敲月下门”之句，冲京尹韩退之节。《摭言》谓联“落叶满长安”之句，冲京尹刘栖楚节。《新书》谓文宗时坐飞谤贬长江簿。《遗史》谓夺诗卷忤宣宗，除长江簿。《摭言》又谓肆慢武宗云云。其纷纷之论不同如是，不可晓。仆观集中载大中八年赐岛为长江簿，墨制九十四字。若是，则岛出仕于宣宗之时似合遗史之说矣。考苏绛所撰墓志，则曰：“罹飞谤，责授长江簿，三年秩满，迁晋州司仓，会昌癸亥岁，终于郡官舍，殁未浃旬，又转当州司户，于我何有？”此正与传文所载同，要当以此为正。岛死于武宗之世，不应至宣宗之时方仕，墨制疑后人所拟，以附会遗史之说。不然，则太和误为大中，亦未可知。
○文帝轻信
文帝虽天资仁厚，然失于轻信，赏罚之命，往往出于一时，而不加审细，所以当时之人卒能救止，不至丽于有过之地。季布为河东守，人或言其贤，则召以为御史大夫，又或言其使酒，则罢归故郡。贾谊通诸家之书，廷尉言其能，则召以为博士，绛灌言其擅权，则弃之长沙。周勃以大臣之重，或者言其反，则下廷尉，太后言其不反，则赦出之。太仓令或者言其过，遽下腐刑。缇萦言妾父廉平，则恕之。孟舒、魏尚守云中，皆有能称，稍有所闻，则下吏削爵，一闻田叔、冯唐之言，遂复其故职。至于以口钝而责上林尉，以辩给而迁啬夫；以犯跸而欲致其死，以盗环而欲致之族，是皆出于一时之喜怒，而赖张廷尉之救止也。文帝轻于赏刑，往往如此。正自其轻信之过，向非有以救之，能无损于文帝之仁乎？
○汉人多引逸经
汉人多引逸经之词。汉武元朔诏曰“九变复贯，知言之选”，元鼎诏曰“《诗》云‘四牡翼翼，[C093]征不服’”，杨终日“《诗》云‘皎皎练丝，在所染之’”，张衡曰“立功立事，式昭德音”，注：《逸诗》曰“祈招之墅剩式昭德音。”引《逸诗》者如此。《晁错赞》“《书》曰‘毋为权首，将受其咎’”，《王商传》：《周书》曰“以左道事君者诛。”师古注，《逸书》之词。《萧何传》：《周书》曰“天予不取，反受其咎。”《律历志》：《书》曰“先其算命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