若宋张九成、陆九渊、明陈献章、王守仁，皆以高才绝学，甘为异教，别立宗门，簧鼓世人；而士大夫造诞幻，记怪异，推行邪说，日甚一日。岂理在天下原无是非欤？抑宇宙之大，邪正杂居，果出於天道欤？将厌常丑正，而索隐行怪以为高欤？抑识见卑陋，囿於世俗，轻信而无辨别欤？何淆乱信是也？
欧阳公自谓“哀学者守经以笃信，而不知伪说之乱经”，为说以辍之，而以为後世必有同其说者，信可谓豪杰之士矣！余之为说多与之同，盖所见有不可昧者。然公在当时，说与人异者，无如《濮议》。若司马温公、程正公，皆一时大儒，而皆背异不能合；则是父子伦理之间已有不可强同者。而况怪妄之说，尤举世所信服；公虽谓不待千世而有同者，而一人明之，百人乱之，其亦何所补於世耶！
虽然，君子之心不能强其所不合，而待於世者无穷。天下之大，无一人不与吾同者，不为多；既如彼矣，有一人独存其是，不为少。呜乎，此余之所以茫然长思而不知自愧也！
【书苏子瞻《乐毅论》後】
苏子瞻以纵横权术之学，发为文章，言多不衷於理，故所作诸论皆以强词私意讥议古人得失。然不过见之偏而已；未有如《乐毅论》考据之不详也！
按《史记》列传：燕昭王使乐毅并护赵、楚、韩、魏、燕之兵以伐齐，破之济西，而诸侯兵罢归。乐毅将燕兵独追至临辏黄脬赏跬鲎哕欤齐皆城守。乐毅攻入临辏於是燕昭王收齐卤获以归，而使乐毅留齐，复以兵平齐城之不下者。狗齐五岁而下七十馀城，惟莒、即墨尚未服，而燕昭王死，惠王立。於是田单纵反间於燕，而惠王使骑劫代乐毅，遂终以失齐。固未尝言乐毅欲以仁义服齐民也。
仁义之说，本於夏侯泰初；泰初以己意妄推尊耳。子瞻遂据以为乐毅罪，而曰“以百万之众，攻两城之残寇，而数岁不决，此欲以仁义服齐民，故不忍急攻而至於此。”噫，谬矣！乐毅岂以百万之众，五年之久，专攻此二城而不下哉！盖五年之中积渐而下七十馀城，而二城者力尚未及下也。当是时，闵王在莒，田单在即墨，君之所在，人心必固，而单又能将，二城之不遽下，其理宜也。乌在其以仁义自误而不急攻哉！向使昭王迟数年之命，而田单之间不行，困之以长围，二城食尽援绝，安在其终不下也！
嗟夫，古人戮力以立功名，不幸不成，後人读书论世，当设身处地，谅其难为而剖白其心迹；而乃以无根之言妄议其是非，此在世俗无知之人固宜；子瞻学问盖世，博极群书，乃亦不考其详而猥以成败论天下士，致读者爱其文而遂信其说以为诚然，乱古人之事迹，误後学之闻见，子瞻不得辞其过也！自宋至今六七百年矣，读《史记》与读《苏文》者迹接於天下也，而无一人觉其谬，世之人如是其惑也！不为之辨，吾惧误人无已也；故笔之如此。
予尝怪世之君子读书之法日以坏，自《六经》以下皆有选本，子史尤甚，割裂乖谬。使後人忘其陋而乐其简，故问学日趋於浅薄。然此白真西山《文章正宗》而後始争为之，岂北宋之时已有如近世摘本《史记》，而子瞻未睹其全欤？不然，何考之不详也！
【书方正学《庞统论》後】
呜呼，观先生之言，征诸行事，其迂疏寡效可谓儒者，而愈以知司马徽之言为名言也！何则？三代圣贤本天德为王道，故以学术为治功，而不患於迂。泊三代以降，气运渐薄，而教化学力又不及於古，於是天德王道不能不分为二：儒者多迂疏寡效；而济大业，弭世变者，大约出於豪杰高明磊落之人。盖二者皆艰钜难能，而非圣人则不能兼之。故人常各得其一偏，而终以豪杰为有用於世。夫所谓儒者，大无不该，细无所遗，近不以为易而不举，远不以为迂而不为者，其道则然。宏斯道者，惟孔子一人，而颜、孟庶几焉。三代而下之儒者有能此者乎？章句训诂谓之儒；醇谨和雅谓之儒；高谈性命谓之儒。
今其言曰：“未有不达乎世务而可为儒者也。其不达世务者，谓之非儒可也。”夫果必达乎世务而後谓之儒，则孔、孟而外无儒者矣；而犹不绝之於儒，则吾未见其达乎世务也。且他人不具论，先生当建文帝时，建议者屡矣，干戈扰攘之际，方以改官更制为事；至於措置兵事者，欲与燕王报书，懈将士心，既又欲间其父子，又欲以割地稽时日，待援兵；盖其计无一效者。先生之自以为儒也素矣，而其达於世务者如此，亦将何以自解乎？
语曰：“人各有能有不能。”儒者之长，在於蹈规矩，立名行，著书以发明古圣贤之道。国家当太平无事时，畀之以位，假之以权，优之以岁月，使以其所学施之政事，固可以正君德而培国脉；而临事变，际艰难，则其迂缓拘执必不若豪杰之恢拓有为。盖其应事也必不执，而临变也必不迂；高明之识，磊落之概，立谈之顷可以弭大变，旬日之间可以立大纲。当此之时，所谓儒生者直将束之高阁耳，而奚必诚意正心之斤斤乎哉！
今夫儒者之盛莫过於宋，而人才之不振亦莫过於宋。周、程、张、朱诸儒皆於天德为近，而王道不足焉。试使与寇准、张咏、李纲、宗泽诸人易地而为之，其济否成败不待明者而知。而况徽以前原无真儒，其所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