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，遂必指为彭蠡；若无鄱阳，吾知其必求之江北而谓塞为平地矣。
且地之改易有可证者。浔阳九江，昔所谓“江分九派”者，今止一江，无九江之迹。九江可变为一江，彭蠡泽独不可变为九江乎！名之改易亦有可证者。洞庭本太湖之名，湖中山有石穴深洞，无知其极者，因洞以名山，因山以名湖；吴起所谓“三苗氏左洞庭”者是也。後世谓洞庭者乃《禹贡》九江，是九江冒洞庭之名也。九江之洞庭相远，而洞庭自若，犹且冒其名；况鄱阳在江南，彭蠡在江北，势既遥相联接，而彭蠡又无形迹，其以鄱阳冒彭蠡之名亦何足怪乎！
朱子确信鄱阳为彭蠡，既谓经为衍文，又谓禹遗官属致误，又谓《汉志》不知湖汉之即为彭蠡而两言之。岂禹与班固皆误，而朱子独不误乎！疑经畔古，非余之所敢安也。昔郦道元有言：“东南地卑，万水所凑，触地成川；故川旧渎，难以为凭。”故《禹贡》所言，其不合於今者，阙疑可矣。若必欲以後世之地形证古人之是非，几何其不疑黄河未至於氵逅、大陆；而岳阳、荆州之境，其与太原相远耶！
【《生民》诗《集传》辨】
朱子注《生民》诗，载张子之言，谓：“天地之始固未尝先有人也，则人固有化而生者矣；盖天地之气生之也。”又载苏氏说，谓：“凡物之异於常者，其取天地之气常多，故其生也或异。麒麟之生异於犬羊，蛟龙之生异於鱼鳌，物固有然者矣。神人之生而有以异於人，何足怪哉！朱子谓斯言得之，而余则以为非也。夫化而生者，天地之始也。高辛之世，岂天地之始乎！溯高辛而上之，其见於经可信者，有颛顼、少吴，黄帝、神农、伏羲氏矣，其前虽荒远不可详，然未必遂为天地始也。夫自化而生之时，至於高辛，不知几百年或千年，或万年，或数万年，而仍化而生乎！高辛氏以前，羲、农、黄帝之世，胡不闻化而生？高辛氏而後，尧、舜、禹、汤之世，胡不闻化而生？而独高辛氏之子有稷复有契，一家得两化生乎？盖天地之始，以理揆之，诚有化而生者。草昧既开，万物既定，则胎卵化湿，其生有常；若有异於常者，是妖也，而以诬圣人乎！如曰圣人之生与常人不同，取天地之气常多，则古之圣人不少矣，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何以不化而生，岂其得於天地之气者又少欤？书传所载，若褒姒、夜郎王亦有化生者矣，其取天地之气既多，则宜亦为圣人，何以或为淫後，或为蛮夷君长，而不得与稷、契并称也？至於麒麟蚊龙之生，多人所不能见。既曰麒麟无定种而蛟龙皆出於变化，彼无定种与变化，是即其有定者也。故不闻麒麟皆麟生，而此一麟独牛生也。又不闻蛟龙皆卵生，而此一蛟一龙独化生也。是乌可为比乎，天地间化生之物，若蜃蛤蝉蚋之类，皆古今有常而不变，不以为异，犹之人必始於人道之感而不可改也。苟无人道之感，而履巨迹可生，吞卵可生，则生子綦易而妇人亦危矣。”
然则稷、契何以生，而《生民》、《元鸟》之诗何说也？曰：履巨迹，吞卵，此事之未有者也。即有其事，亦姜螈履巨迹而适生稷，简狄吞卵而适生契，其人道之感自在也。使不履巨迹，不吞卵，而亦生稷，亦生契也。且予观《生民》之诗，未尝见其确为履巨人之迹；无人道之感也。所谓“履帝武敏”者，谓高辛亲往郊薅姜裨踵其迹耳。所谓“不康潇耄居然生子”者，谓上帝宁我康我而安然生子耳，即“无晡藓Α敝谓，“居然”犹安然也。盖近世说《诗》有如此者，此亦理明辞顺，何必遵汉人无识怪诞之说以曲为之解乎！至於《元鸟》之诗，则尤未明言其何若，阙疑可矣。
大抵人情，子孙於其先世？往往表其奇异以为夸诩震耀之端；而後世诞妄者则又好因近似之语，造事以惑人。若夔一人已足而曰“夔一足”，牵牛、织女二星而曰“天帝嫁为夫妇”之类，皆诞妄不足道。而张子、苏氏乃巧为说以实其事，朱子亦误载之《集注》，其诬圣惑人，儒者不得辞其过也！
《伪泰誓》之言曰：“白鱼入於王舟，有火复於王屋，流为乌。”司马迁截之《史记》，而董仲舒亦引其语，以为王者受命之符。幸而已黜其书；使其书至今存，而无今书《泰誓》，则亦将旁引曲说，同於巨迹卵之事矣。
【《春秋》论】
圣人之作事也，固有冒天下之大恶，犯天下之大忌，而公为之者矣。圣人非不知大恶不可冒，大忌不可犯，而敢为无忌惮之行也；彼见天下靡靡焉日入於乱也，不有人起而救之，则其祸将不可胜穷。天之所以生圣人者，固非令其安衣坐食，同於庸众无能之人已也。彼庸众无能者不能为善，亦不能为不善，其避大恶，畏大忌，固宜。而圣人承天之意，以为非我莫能定天下之乱，较量於经权轻重之间，卒然振发，甘心得罪於人而独求合於天，虽冒大恶，犯大忌，而不自疑。故尧、舜不惜以天下与人，而汤、武至以臣弑君。何者？其心之安也。
昔者孔子，大夫也，而作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，天子之事也，其赏罚进退皆非一人所得私；而孔子行之不顾者，亦其心之所安也。当是时，纲纽废弛，民人涂炭，诸侯互相攻灭，而弑君弑父之祸复公行而无所忌，使当禹、汤、文、武之时，皆所诛讨夷灭而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