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”，宋林之奇、陈振孙又谓“隋开皇中始得《舜典》”，皆与德明说异。德明，唐人，若隋时已行方兴《舜典》，又何以云“仍用王肃《注》，自‘慎徽五典’以下为《舜典》”乎？可见诸说亦不足信也。
要之自有孔安国《尚书序》之後，人局於所见，以先入之言为主，递相传说；未有能虚心博考，探其源流，辨其同异者。故相传为今文，则谓之今文；相传为古文，则谓之古文而已。不知古人之说亦未必尽可信，其学亦未必皆过於後人。既如孔传《尚书》之伪，至宋始多疑之者，而隋、唐无闻焉。岂非章句训诂之功多，而辨别之识，考据之学，有所不足舆？呜呼，昔之人去古未远，遗书犹有存者，考其是非常易，而人不为或不能；今之人虽欲考之，而去古已远，传书益少，其考之益难：此古说之所以难明，而有志者用为太息也！
【朱子《彭蠡辨》疑】
彭蠡之名，始见《禹贡》，而《禹贡》所记彭蠡似在江之北也。吴起言“三苗氏左洞庭，右彭蠡”，固未详其所在。《汉书地里志》彭泽县下注云“《禹贡》彭蠡泽在其西”，语亦不详；然未尝言在江之南，既今鄱阳湖也。至郑康成始有“左合汉为北江，右合彭蠡为南江”之言，似谓彭蠡在江之南矣；犹未明言既鄱阳湖也。以鄱阳为彭蠡者，不知始自何人。後世相沿为说，而朱子《彭蠡辨》遂据以驳《禹贡》，谓“彭蠡在大江之南，以方言之，宜曰‘南会’而不应曰‘北会’，独郑渔仲谓‘东汇泽为彭蠡’十三字为衍文者得之。”愚按：以後世地形与《禹贡》较，诚有可疑，然只当疑後世地有改易，而不当疑经为衍文也。鄱阳之为彭蠡，书无确据。《地志》言“彭蠡在彭泽县西”，又言水入湖汉者八。《後汉书地里志》云：“鄱阳县有鄱水。”以此观之，湖汉似即鄱阳湖，而彭蠡与鄱阳非一地也。大概彭蠡在江北而少西，鄱阳在江南，其势遥相联接；後彭蠡淤塞无迹，而鄱阳逐冒彭蠢之名也。
蔡氏以鄱阳不合，欲以巢湖当之，又谓“不应舍此录彼，记其小而遗其大”。巢湖固不可代彭蠡，而谓舍此录彼，记小遗大，亦有不必然者。盖《禹贡》所记山水，皆以其致力者言之；视今之地形，则为详於西北而略於东南；荆州之境，衡山以南无一语及之。扬州之境，如今江西、浙江之地，自敷浅原而外亦不他及；是故，北条之北山入海而止；而南条之南山止於敷浅原。导河则氵逅、大陆、九河、逆河，所叙甚详；导江、汉则止於中江、北江，东南以往，记考略矣。意当时衡山以南，及今江西、浙江之地，山高水缓，患害不深，兼以蛮荒负固，地险且远，禹不至其地，未尝致功，故止言彭蠡而不言鄱阳，止言中江、北江而不及南江也。且荆、扬、徐、兖之境，为湖者众矣，不之及者甚多，原不能及遍也。即以山论，庐山高且大於敷浅原而不之及，蔡氏亦知之矣。然则鄱阳不及，亦无疑於“舍此录彼，记其小而遗其大”也。
夫“鄱”古作“番”，鄱阳县以番水而名。番者，播也，犹“播为九河”之播，言一水播为数水，故名之曰番水。今之洞庭，在当时为九江，而在今为湖独深广盛大，非鄱阳、太湖所能敌，则安知鄱阳湖在禹时不亦为数江安流而至後世始盛乎！又地形北高而南下，而水道日趋於南，北乃益高。黄河迁於宿迁，南遏淮水，而淮、扬之间遂成巨浸，群湖连蔓，则又安知非江、汉之汇本在北，其後江迁而南，合於豫章江，而彭蠡遂为平地，南江遂遏而为湖乎！朱子言“今彭蠢至冬天水涸，亦止数条江水在其中”，则是鄱阳与洞庭正同。洞庭在当时谓为九江而不谓之泽，则鄱阳亦必不谓之泽也。此《汉志》所以鄱阳县有鄱水而无彭蠡而《禹贡》所谓“汇泽为彭蠡”者知必非鄱阳矣。
盖尝以《汉志》所言思之，不曰“有彭蠡泽”，亦不曰“彭蠡泽在其西”，而曰“《禹贡》彭蠡泽在其西”，必举”《禹贯》”者，见时当已无彭蠡，而古地名相传可识也。余按地形，必当在今武昌以东，蕲州、广济以南，浔阳、宿松以西，考之地图，证之记载，其地亦多潴水，而九江为尤近之；别於鄂陵，会於江口，上下三百馀里。大约自浔阳江以西既古彭蠡泽，其地望既合於《禹贡》，亦合於《汉志》。夫古之九江为今之洞庭，安知古之彭蠡非今之九江乎！彭泽为县，去鄱阳湖远而浔阳江近，是古之名县以此不以彼，故《汉志》不曰“彭蠡泽在其南”而曰“在其西”也。浔阳江中有彭郎矶，“彭郎”未必非“彭蠡”之误。又九江有湓水、湓江、湓城、湓浦诸名，记者谓“九江有井如盆，故名”。夫一井岂可谓之水，而以之为地名江名乎！（今地志及图，九江有清湓山，湓水所出，与古《九江记》异。）湓者，彭之音讹也。《真》、《文》、《庚》、《青》数韵之字，相传而讹者多矣。
或谓彭蠡既江、汉所汇，不应塞为平地，则亦不然。泽者，水草交厝之所；大约其地洼下，水盛则聚，水杀则涸，易於潴水，亦易於湮塞。《禹贡》所言诸泽，若大陆、忝危则当时已可耕治矣；雷夏、大野、荣波、菏泽、孟猪、猪野，则皆塞为平地；後世指其地者亦多出於亿度，人自为说。彭蠡亦泽也，独不可塞为平地乎！今现有鄱阳湖与江相连，而地颇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