屋壁，朽折散绝。及鲁共王坏孔子宅，得古文於坏壁之中，《逸礼》有三十九，《书》十六篇。天汉之後，孔安国献之。遭巫蛊仓卒之难，未及施行”，说亦与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同。是《伪尚书序》不足信也。（口授之说本之卫宏，宏，东汉时人，不若太史公、刘歆去伏生差近，为得其真；而《汉书以备一代之史，说必不诬。）
孔颖达云：“孔君作《傅》，值巫蛊不行，遂有张霸之徒伪作《舜典》以下二十四篇，并伏生二十八篇，复出《舜典》、《益稷》、《盘庚》二篇、《康王之诰》及《秦誓》，共三十四篇，以求合孔氏五十八篇之数。刘向、班固、刘歆、贾达、马融、郑康成之徒，皆不见真古文，而误以此为古文之书。”按《前汉书儒林传》云：“《百两篇》者，出东莱张霸，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，又采《左传》、《书序》，为作首尾，凡百二篇；篇或数简，文意浅陋。成帝时，刘向校之非是，後遂黜其书。”是张霸之书凡百二篇，非五十八篇也。《儒林传》既明言“刘向校之非是，遂黜其书”，何得云刘向、班固诸人误以为《古文尚书》乎？此说他无所见，不知颖达何所据而云然？且既云“伪作《舜典》、《益稷》”，而又云“复出《舜典》、《益稷》”，岂有二《舜典》二《益稷》乎？颖达又云：“郑康成师祖孔学，而贱夏侯、欧阳等；何意郑《注》并与孔异，篇数并与三家同！”夫既云“郑康成误以张霸五十八篇为真古文”，而又云“郑《注》并与三家同”，自相矛盾，此孔颖达之说不足信也。
馀若《隋经籍志》、陆德明之类，其说亦大概不出乎此。此皆後人之所遵信传说而不疑其非者也。
以余观之，马、郑所注为《古文尚书》，《後汉书》既有明文，而篇数乃与伏生同者，盖汉时世所诵说者止伏生二十八篇，而孔安国虽得古文，亦多以二十八篇为学者传说。其所上十六篇；与二十八篇别行，当时人罕见者，故刘歆云：“藏於秘府，伏而未发。”成帝时校理旧文，乃得之，而未大传於民间。王莽之乱，遂复不存。及杜林於丙州得《古文尚书》，亦止二十八篇。自是贾达为作训，马融作《传》，郑康成作《注》，篇数虽与伏生同，而文字多异，故杜林谓“古文虽不合时务，愿诸生无悔所学”；贾达谓“《古文尚书》与经傅《尔雅》训诂相应”，撰集三家《尚书》及《古文》同异三卷；而刘陶推三家《尚书》及《古文》，是正文字三百馀事，名曰《中文尚书》；皆所争在文字同异，而未尝言篇数之多寡也。是以《汉书艺文志》，《逸书》十六篇与二十八篇别出；而晋秘府所有《古文尚书》，当时若束皙、杜预诸人，岂无一人见之，若果有出於二十八篇之外者，其所著书岂无一言及之，而尽以书传所引为《逸书》耶？（《隋经籍志》：“晋世秘府有《古文尚书》经文，今无有传者。”）又按《隋经籍志》云：“贾逵、马融、郑氏所传惟二十九篇，又杂以今文。”则是杂以今文耳，非既今文可知也。夫使马、郑所注果为今文，则范蔚宗不当误也。微独蔚宗不当误而已，蔚宗作《後汉书》本之《东观馀论》及袁山崧、谢承诸人，岂尽不知马、郑所注为今文耶？所载诸习《古文尚书》者，岂尽妄说耶？故吾谓马、郑所注既孔壁古文，无可疑也。
然而以为今文者何也？盖永嘉之乱，欧阳、夏侯三家《尚书》并亡，惟存伏生《大传》，而马、郑所注《古文》尚行於世。及梅赜上《伪古文》，自是孔、郑并行。此後南北分争，天下日乱，而士大夫又务於诗赋，经学遂无师承。至隋、唐之际，李延寿、孔颖达辈止见马、郑所注与伏生篇数同，逐误谓古文为今文。然颖达言“郑氏师祖孔学而贱夏侯、欧阳；何意郑《注》并与孔异，篇数并与三家同”，盖亦疑之矣。今文止有伏生《大传》，《崇文总目》谓“伏胜撰，郑康成注”。康成既注古文，复注此耶？晁公武谓“胜终之後，诺从学者所作”。陈振孙谓“当是其徒杂记所闻，亦未必是当时本书”。故叶梦得谓“其言不雅驯；而《隋经籍志》谓为四十一篇，《书录解题》谓为八十三篇，篇数亦不同”，则其书之真伪不可得而知也。安知非见郑康成所注《古文》而伪作者乎？
至於梅赜所上《古文尚书》，其伪妄不能逃有识者之鉴别，故儒者多疑之。而《晋书》载其传受渊源，云：“郑冲以《古文》授苏愉；愉授粱柳；柳授臧曹；曹授梅赜”，不知伪作欺人者未有不假⑺自以售其欺者也。故未几而姚方兴采马、王之注，造《孔传舜典》，云“於大鲂型仿虻蒙现”，以师其故智矣。陆德明又言“王肃亦注《今文》，而解大与《古文》相类，或肃私见《孔传》而秘之乎”。不知此乃伪作《孔传》者窃王肃之《注》也。姚方兴亦采马、王之注以作《孔传舜典》矣。梅赜所上《古文尚书》本无《舜典》，但取王肃注《尧典》，从“慎徽五典”以下分为《舜典》；方兴伪作二十八字冠於其首。梁武帝时为博士，议谓“孔《序》称伏生误合五篇，皆文相承接。《舜典》首有‘曰若稽古’，伏生虽昏耄，何容合之！”黜而不用。故陆德明《释文》仍用王肃《注》，自“慎徽五典”以下为《舜典》。而《隋经籍志》谓“姚方兴得《舜典》奏上，多二十八字，列於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