也，兼祖行，父行，兄弟行而通言之者也，秦、汉之际，王制缺微，俗儒始有昭穆相继之说。至汉成帝纳赵飞燕之言，而飞燕纳定陶王之赂，因谓兄弟不相为後，舍中山王而立哀帝，而汉遂乱。既而王莽欲立幼主以成其篡，复伸兄弟不相後之议，以孺子继平帝，而汉遂亡。此乃淫后逆臣一时之乱制，而後之士大夫遂舍先王之法而从之，噫，亦异矣！然犹未尝直谓之父子也。东汉以降，俗益浇薄，务以虚伪相尚，始借父子之名以示亲髂渲意。故有异姓而养为己子者，曹腾之於夏侯嵩是也。有无故而约为父子者，董卓之於吕布是也。此自一时陋倘欢。况於同姓，且为之後，其父子之也尤不足怪，非遂可以是为万世之常法也。然吾尝观晋、宋、齐、粱间书，於所後者虽父之，於所由生者亦未尝不直父之也。其後不知何时，患两父之无别，乃别冠以“木生”之文，於是不生己者反为父，生己者反不得直称父，而名实大紊矣。原其改名之意，不过欲为後者之亲於此而疏於彼耳。顾名虽改而行反多不改，溺私情以灭大义者後先相望，虽名亦无如之何。何者？私不私在行不在名。汉宣帝尝後昭帝矣，初不谓戾太子非祖而史皇孙非父也，然终不以入庙而干正统；其奉昭帝后，实尽子职焉。是故名自从实，行自从义，又何必改其父子之本称始为不私哉！乃世之君子每力争其名，务以父之称归诸所後者，幸则为宋之“濮”，不幸则为明之“大礼”，亦可谓矫枉而过正矣！《记》云：“妇事舅姑，如事父母。”然则以父母事之，初不必以父母称之也，其“实”非也；虽不以父母称之，实不可不以父母事之也，其“义”然也。夫为人後者亦若是而已矣！今北方之俗，父舅而母姑，其失与此正同，岂得遂以为当然乎！《开元礼》、《家礼》皆云“为所後父”，乃沿世俗之误，不可以垂训。故今仍以《经》文为正。
夫为人後者：《经》、《开元礼》并略（盖皆齐衰期）。《家礼》补，斩衰三年。明同。
【明】为夫所後母（古无此称）。斩衰三年。
【家礼】夫为所後祖（古无此称）承重者，妇从服斩衰三年。
为人後者为其父母：《经》，降齐衰期，报（字疑衍）。《开元礼》同。《家礼》：“为人後者为其私亲皆降一等，私亲之为之也亦然。”则为父母与《开元礼》同；为子当降大功不报，与《开元礼》异（未有明说，恐系疏略）。明，为父母同，无“报”文。
△辨许浩、程颐“为人後者以所後为父母”之说
按：《经》文云“为其父母”，则是父母之称不可改也。故宋欧阳永叔据此文以立论。乃世犹多议之。许氏浩曰：“不曰‘为人後者为父母’，而曰‘为其父母’，以见为人後者以所後为父母，故於其父母不得直谓之父母而称‘其父母’也。服既以降，则名亦宜从其服。若名则存之，服则降之，服违其名，亦非义也。”伊川程先生曰：“立疑义者，只见礼文不杖期内有‘为人後老为其父母，报’，便道须是称亲，《礼》文盖言出为人後则父母反呼之以为叔为伯，故道‘为其父母’以别之，非为却将本父母亦谓父母也。”按：此二说巧则巧矣，然揆之经义实大谬不然。《经》曰：“女子子萌苏呶其父母。”又曰：“妾为其父母。”若《经》言“其父母”即不得直称为父母，则女子萌苏哂胛妾者皆不得称其父母为父母乎？盖“其”之为言，别於夫之父母，君之父母者也。兼未嫁者而言则不言“其”，故曰“女子子为祖父母”，曰“女子子为曾祖父母”，曰“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为世父母、叔父母、姑、姊妹”。若不言“其”即得直称之，言“其”即不得直称之，则女子嫁者但当称其“曾祖、祖、伯叔父母”为“曾祖、祖、伯叔父母”，而不得称其“父、母、昆弟”为“父、母、昆弟”乎？为人後者，犹之乎庶子之为君母後也。《经》曰：“庶子为父後者为其母。”《记》曰：“为君母後者，君母卒，则下为君母之党服。”然则庶子虽为君母後，而於君母仍以“君母”称之，则於其母亦仍以“母”称之明矣。其实然，故其名然也。且女子为父母降服期，而父母之名不改；庶子为父後者为其母降服缌，而母之名不改；服自降，名自存，世无有议之者。何者？服自服，名自名也。何独为人後者则谓其服降名存之非义哉！盖服之所以改，由於其子之异，而父母之为父母自若也。故《经》於其子别之而不於其父母别之：曰“庶子为父後者为其母”，而不云“为所生母”；曰“为人後者为其父母”，而不云“为本生父母”。《经》义甚明，儒者自不察耳。父子者，天所生也；君臣者，人所合也。人所合者，人得改之；天所生者，人不得而改之。故仕而去焉者；谓之“旧君”；子而为人後，为君母後者，则不谓之“旧父，旧母”。何者？仕焉之谓君臣，生焉之谓父子，仕可以再仕三仕，生不可以再生三生；是故君可旧，父母不可旧也。若昔日谓此人为父母矣，後日又谓他人为父母而昔日之父母不得称焉，是父母亦有新旧矣。《经》何不云“为人後者为其旧父母”，“庶子为父後者为其旧母”，岂不文明义显，而乃曰“为其父母”，“为其母”哉？凡学，以知道为贵，次则通文，下则识字而已。然未有不识字义而能通文，不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