）尽属之十三年，而谓《序》文之“十一年”为十三年之误，欲正前人之误而反更甚其误，为可惜也！蔡氏以为今《泰誓》文果周太史之所书耶？姑勿论其誓中所言浅陋剿袭，即以篇首纪事一语言之：《尚书》之事有系於年者，有系於月与日者，从未有系於四时之名者。何者？古固不以时纪事也。《金》之“大熟”言“秋”也，犹之乎言“禾”也；犹《盘庚篇》之云“乃亦有秋”，不可谓“乃亦有春”，“乃亦有夏”也。惟《春秋》一书专以时纪事，──或有时而不月者，未有月而不时者，──故名之曰《春秋》，言此书与他书不同者在此也。若他书皆有春秋，则此书不得独名《春秋》明矣。今《伪泰誓》上篇之首乃云“惟十有三年春，大会於孟津”，不书月而反书时，《尚书》有是文体乎！中篇之首又云“惟戊午，王次于河朔”，蒙日於时而反无月，不但《尚书》无此文体，即《春秋》亦无此文体也。《序》也者，本《经》而作者也，其文虽不能无误，然误亦依傍《经》文，故《康诰篇》首有错简，而《序》遂误以为成王之书，其明验也。若此《泰誓》果在《序》前，则《序》何得取《经》文中明明十三年之事而系之十一年；而司马迁亲见《古文》，又亲从安国问故，若此《泰誓经传》果出安国，则迁又何得以明明十三年者而载之十一年，明明十一年者而载之九年乎！且《序》与《经》异者，当从《经》，谓义理也，事实也，恐作《序》者之未必精审耳。若文字之误，则非作《经》作《序》者之事也，传《经》与《序》者误之也。苟误在於传者，则《序》文可误，《经》文亦可误。然则即使此《泰誓》果孔氏《古文》，亦未见夫“一”之必误而“三”之必非误也。盖《伪泰誓》文之称十三年，实本於《汉书律历志》所采《三统历》之文；而《三统》之为是说，乃刘歆因《洪范序》文而揣度言之者，其初本无的据，而相沿既久，撰《伪泰誓》者因亦靡然从之。蔡氏以其名为《经》也，遂不敢议，而反变易西汉以前之说而从之，嘻，亦已过矣！《书序》、《史记》之文虽不必悉合於《经》，然较刘歆以後之书则为近古，而所谓十一年者於事无所剌谬，亦无以见其必不然，故今备列其文以正《汉志二传》之失。说并见前《观兵》後《孟津条》下。《三统》之误，详见後《访箕条》下。
●卷三
○武王中
【补】“周武有孟津之誓。”（《左传》昭公四年）
“一月戊午，师渡於孟津。”（《书序》，见《汉书律历志》）
△辨逆流疾风之说
《淮南子》云：“武王渡于孟津阳侯之波逆流而击，疾风晦冥，人马不相见；武王操钺秉旄而踔（云云）。”余按：此亦“风折埽雨洒兵”之事而传闻异词者，不可信。故不采。
【存参】“戊午，度於孟津。孟津去周九百里；师行三十里，故三十一日而度。明日己未冬至，晨星与婺女伏，历建星及牵牛，至於婺女、天鼋之首。”（《汉书律历志》）
【备览】“十一年十二月戊午，师毕渡盟津，诸侯咸会。武王乃作《泰誓》，告於众庶：‘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，自绝於天，毁坏其三正，离其王父母弟；乃断弃其先祖之乐，乃为淫声，用变乱正声，怡说妇人。故今予发，维共行天罚。勉哉夫子！不可再，不可三。’”（《史记周本纪》）
△吴或、蔡沈、顾炎武疑《泰誓》
齐、梁以来所传《泰誓》三篇，语多浅陋，先儒往往有疑之者。吴氏云：“汤、武皆以兵受命，然汤之辞裕，武王之辞迫；汤之数桀也恭，武王之数纣也傲；学者不能无憾。疑其书之晚出，或非尽当时之本文也。”蔡氏跋《牧誓篇》後云：“此篇严肃而温厚，与《汤誓》相表里，真圣人之言也。《泰誓》、《武成》，一篇之中似非尽出於一人之口。岂独此为全书乎？”顾氏云：“商之德泽深矣，尺地莫非其有也，一民莫非其臣也。武王伐纣，乃曰‘独夫受洪惟作威，乃汝世雠’；曰‘肆予小子，诞以尔众士殄歼乃雠。’何至於此！纣之不善亦止其身，乃至并其先世而雠之，岂非《泰誓》之文出於魏、晋间人之伪撰者邪！吴氏、蔡氏盖已见及乎此；特以注家之体，未敢直言其伪耳。”
△伪《泰誓》掇拾之谬
余按：纣之无道，《尚书》言之详矣。《牧誓》严而不怒，直而不绞，圣人之言也。《微子》意存规戒，指陈无隐，语曲而忧深，情切而意悲，忠臣义士之言也。《酒诰》、《无逸》、《立政》等篇，亦皆和平庄雅，无可议者。独此《泰誓》三篇，数纣之罪，切齿腐心，矜张夸大，全无圣人气象。圣人伐暴救民，何至於此！岂惟武王必无此言，三代以上从未有如是之言也！至其语虽皆有所本，而重复杂乱，绝无章法，即移上篇语於中篇，移中篇语於下篇，亦未见其不可。然则何所见而必分为三度言之乎！先儒之论当矣。惟是篇中所采经传之文舛谬累累，先儒尚多有未及者，略缀数则於左：
△古籍称《泰誓》者五条
“天视自我民视”二句，本之《孟子》。“我武维扬”五句，本之《孟子》而少改之。“民之所欲”二句，本之《春秋传》。“纣有亿兆夷人”四句，本之《春秋传》而少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