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无殳、┥、伯与佐垂之文也。因《传》说未明，故今详释之。
△垂、益之佐之人数
“殳┥伯与”，《伪孔传》以为二人，《蔡传》以为三人。今以上“让於稷、契暨皋陶”之文推之，《蔡传》说是。“朱虎熊罴”，《伪孔传》亦以为二人，《蔡传》以为四人。疑亦《蔡传》得之。
△伯翳非益
《郑语》云：“嬴，伯翳之後也。”《史记秦本纪》云：“大费与禹平水土，佐舜调驯鸟兽，是为柏翳；舜赐姓嬴氏。”是秦之祖乃伯翳也。《陈杞世家》云：“伯翳之後，至周平王时封於秦；项羽灭之。垂、益、夔、龙，其後不知所封。”是伯翳自伯翳，益自益也。乃《汉书地理志》云：“秦之先曰柏益，出自帝颛顼；尧时助禹治水，为舜朕虞，养育草木鸟兽；赐姓嬴氏。”颜氏注云：“柏益号伯翳，盖翳、益声相近故也。”是谓伯翳即益，而益为伯益矣。自是学者相沿，皆信之而不疑。虽朱子注《论语》亦称之为伯益。（《舜有臣章》注云：“禹、稷、契、皋陶、伯益”）叶大庆《考古质疑》云：“伯益、柏翳，一人也；《史记》於《陈杞世家》则以为二人”。本注云：“益、翳乃一人；声转，故字异耳。”余按：“益”“翳”声相近而致误，理诚有之；然非《史记》因声之转而误分为两人，乃《汉书》因声相近而误合为一人耳。《书尧典》云：“佥曰‘益哉！’帝曰：‘俞，咨益。’”《皋陶谟》云：“暨益奏庶鲜食。”孟子曰：“舜使益掌火，益烈山泽而焚之”，“禹荐益於天”，“益避禹之子於阳城（刚案：“阳城”当作“箕山之阴”），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。”皆称以益，未有冠以“伯”者；而《国语》称“伯翳”，《史记》作“柏翳”，亦未有徒称“翳”者。如果益、翳通用，何以遇益则概不称“伯”，遇翳则必加以“伯”与“柏”也？《春秋传》於列国最好溯其先世：於齐、许称炎帝、大岳；於陈称颛顼、幕、舜；於杞郐称夏，称後相；於宋称商，称相土；於薛称奚仲、仲虺；於六蓼称皋陶、庭坚；於郯称少；於任宿、须句、颛臾称大：凡古帝王名臣之裔未有不及其先世者。乃至周初封建之国，晋、楚、鲁、卫之伦，亦往往及之。独於益之肤功，秦之大国，绝无一语。班氏生於汉代，何所见而知伯翳之必为益也？将谓二人之功相类邪，则禹之佐固非一人，即虞之职亦不止於调驯鸟兽。且《秦本纪》之文采之秦史，秦人自称其祖亦未必不涉於附会：鸟身人言，信邪，否邪？如之何其可以据此文而遂以柏翳为益，以益为伯益也！黍稷之稷，汉以来谓之粟，今北方农人谓之希南方人或呼为小希；骷溃稷去声）乃黍属之不粘者：经传之文甚明，《说文》之训尤显，迥然两物也（语详《稷骷辣嬷小罚。而今北方往往读入为去，或遂有读稷与骷劳音者。作《本草群芒谱》者不考之古，遂误以稷为骷馈０嗍现误，与此正同：不得据《班书》而疑迁《史》也。且“朕”者舜之自称，“虞”者官名，而《汉志》云“为舜朕虞”，其误会《经》文如是：若必谓班氏不应有误，将“朕虞”亦果焉官名乎！嗟乎，《汉书》合之，误也，而反信之；《史记》分之，是也，而反讥之：是者必以为非，非者必以为是，吾真不解其何故矣！师古、大庆皆精於考核者，然犹如此，甚矣考古之难言也！大抵古人文字异者，非有显然之证，宁可从古而分之，不可妄意而合之。幕之与思，合之而祖孙易位矣。羲、和之与重、黎，合之而族姓紊乱矣。伊尹之与阿衡，合之而名臣湮没矣。羲、农之与太、炎帝，合之而世代颠倒矣。南容之与南宫敬叔，合之而贤哲受诬矣。故不必分而从古而分之，其失小，不当合而妄意而合之，其失大。故今於益之命不载《国语》伯翳之文，《史记》大费之事。
△益非皋陶子
孔氏《尚书正义》称益为皋陶之子。张氏《史记正义》云：“《列女传》云：‘陶子生五岁而佐禹。’《注》云：‘陶子者，皋陶之子伯益也。’按此，即知大业是皋陶。”（大业乃伯翳父，张氏以益为柏翳，故云然。）近世有人据此立说，遂谓朱子《论语集注》，蔡氏《书传》之有缺略。且云，“舜五臣，禹让稷、契、皋陶而不及益者，实因益为皋陶子也。”（此说太陋，故不欲举其名，见其书者自知之耳。）余按：鲧用於尧世，禹用於舜世，前後不相及也；而益与皋陶同时登用，比肩授职，绝不类为父子者然。禹为鲧之子，《尚书》言之，《春秋传》言之，《大戴记》、《史记》皆言之；益果皋陶之子，何以传记绝无言及者乎？刘向之书，诬者多矣，而《列女传》尤为纰缪：药酒之覆，馀光之分，皆以策士喻言记为实事，唐刘知几讥之详矣；而五岁佐禹亦必无之事。藉令向果明言益为皋陶之子，犹不可信，况向但言“陶子”，何以见其当为皋陶之子？而禹之佐亦不一人，又何所见言佐禹者之必为益也？此特注家屈曲猜度之言，岂得遂以为实！朱子、蔡氏盖已深知其妄，故不之采；而今反用此为讥议，人之无识何至於此！至以《论语》“五臣”为证，其说亦谬。谓五臣有益者《集注》文耳。或以为四岳，或以为伯夷，义皆可通，安知其决为益？且舜贤臣多矣，禹安得人人而让之；《经》言五人则以为四人者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