契非喾子，说见前《尧建极篇》中。吞卵之诬，说见《商周稷契篇》中。
“帝曰：‘皋陶：蛮夷猾夏，寇贼奸宄，汝作士，五刑有服，五服三就；五流有宅，五宅三居：惟明克允！’”（《书尧典》）
“舜以不得禹、皋陶为己忧。”（《孟子》）
“舜有天下，选於众，举皋陶。”（《论语颜渊篇》）
△命皋陶
不教而杀谓之虐，教之不从然後齐之以刑，故命皋陶次之。此四官皆救民之急务，正民之要术，故舜先之。
皋陶似非庭坚，说见《夏皋陶篇》中。
△命禹与稷、契等不同之故
命稷、契、皋陶何以不咨也？因禹之让，帝已知其才也。命词何以详於禹也？因咨而命者，事略具於所咨，故从省也；因让而命者，事专见於所命，故从详也。
△稷、契、皋陶均非申命
《伪孔传》以禹、垂、益、伯夷、夔、龙六人为新命，以稷、契、皋陶为美其前功以勉之。《蔡传》因之云：“此因禹之让而申命之，使仍旧职以终其事也。”余按：《经》之命官凡九，於弃曰“汝後稷”，於契曰“汝作司徒”，於皋陶曰“汝作士”，於垂曰“汝共工”，於益曰“汝作朕虞”，於伯夷曰“汝作秩宗”，於夔曰“命汝典乐”，於龙曰“命汝作纳言”，八人之命词如一：稷、契、皋陶为申命，何所见垂、益等五人之独为新命？垂、益等五人既为新命，则稷、契、皋陶之亦非申命可知矣。稷、契、皋陶因禹之让而命之者也，夔、龙因伯夷之让而命之者也：苟因让而命之者即为申命，则夔、龙何得独不为申命乎？禹之为司空，自尧时者也，则其命必别白言之：先云“伯禹作司空”以见其官之非新命，後云“咨禹，汝平水土”以见其功之尚未毕，不云“汝作司空”也。若稷、契、皋陶亦旧为此官，则亦当著之於命词之上，必不云“汝为稷、司徒、士”也。四岳、十二牧，皆旧职也，然所谓“此拿拧薄“食哉惟时”云者，皆新命，非美其前功；稷、契、皋陶即使果仍旧职，亦岂得独为美其前功乎？且三人之功果在尧时，尧未崩以前何以不书？舜即位後纪新政之不暇，乃於此时叙舜之追美其前功，有如是颠倒舛谬之史官邪？孔子曰：“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！”《论语》曰：“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。”子夏曰：“舜有天下，选於众，举皋陶。”然则兹数人者，任官效职皆在舜时明甚。或初仕於尧世，要之必未为後稷、司徒、士，──故《史纪》云：“自尧时皆举用，未有分职。”──不得以舜为申命也。盖《伪传》之失在误以四岳为四人，是以与下“二十二人”之文不符，乃不得已而曲为之解，谓稷、契、皋陶之命皆美其前功而不得与二十二人之数；由是凡舜时事皆以为尧时事，颠倒错乱，而二帝治天下之大法不彰。至《蔡传》出，始以四岳为一人，然则稷、契、皋陶无庸谓为申命矣，乃亦沿《伪传》旧说而不改，岂非习闻其说遂不觉其非邪！故今补其未备而详辨之。说并见前《命禹条》下。
“帝曰：‘畴若予工？’佥曰：‘垂哉！’帝曰：‘俞，咨垂：汝共工！’垂拜稽首，让于殳、┥暨伯与。帝曰：‘俞，往哉，汝谐！’”（《书尧典》）
【附录】“垂之竹矢。”（《书顾命》）“垂之和钟。”（《明堂位》）“帝曰：‘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？’佥曰：‘益哉！’帝曰：‘俞，咨益：汝作朕虞！’益拜稽首，让于朱、虎、熊、罴。帝曰：‘俞，往哉，汝谐！’”（《书尧典》）
【存参】“垂、益、夔、龙，其後不知所封。”（《史记陈杞世家》）
△命垂、益
本务举而後末务可图，人性尽而後物性可遂，故命垂命益次之。
命垂、益何以不咨於岳而咨於众也？以其职少轻，故泛言之也。何以但命以官而不戒以职也？以其职少轻，故略言之也。
△“谐”为偕义
《蔡传》云：“《史记》曰：‘朱、虎、熊、罴为伯益（《史记》称益未有加以“伯”者，《传》误）之佐’，则殳、┥、伯与当亦为垂之佐也。”余按：禹之让稷、契、皋陶也，帝曰“汝往哉”，伯之让夔、龙也，帝曰“往钦哉”，独於垂、益之让则曰“往哉，汝谐。”“谐”，犹偕也，谓偕垂、益而同治一官也。“往哉”者，允不垂、益之让；“汝谐”者，允垂、益之荐而用之也。稷、契、皋陶、夔、龙皆别命之，殳、┥、伯与、朱、虎、熊、罴皆不别命：既俞其荐，安有置之不用之理，其为垂、益之佐明甚。古之人固多以所能名（本《蔡传》文），亦多以所职名：垂共工而所让者曰殳、┥，益作虞而所让者曰熊、罴，则所让之人後即为二人之佐可知也。细核前後文义，谐之当为偕义显然。《伪孔传》乃释为“谐和此官”；《蔡传》因之，而引《史记》之文以见其为二人之佐：不知《史记》即因“汝谐”之文知之，故云：“舜曰：‘往矣，汝谐。’遂以朱、虎、熊、罴为佐。”於垂不言之者，盖《史记》引《尚书》文至“垂为共工”而止，无让殳、┥、伯与之语：此或司马氏误脱《尚书》文，或後人传写误脱《史记》文，均不可知，非《史记》别有所据，《书》但有朱、虎、熊、罴佐益之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