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文王起而维之。至周之衰，礼亦敝矣，非圣人为天子不能维也。而孔子以布衣当其会，以德则无所施，以礼则无所著，不得已而订正《六经》，教授诸弟子以传於後。是以孔子既没，杨、墨并起，非尧、舜，薄汤、武，天下尽迷於邪说，及至於秦，焚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坑儒士，尽灭先王之法，然而齐、鲁之间独重学，尚能述二帝、三王之事。汉兴，访求遗经，表章圣学，天下咸知诵法孔子，以故帝、王之道得以不坠，至於今二千馀年，而贤人君子不绝迹於世，人心风俗尚不至於大坏。假使无孔子以承帝、王之後，则当杨、墨肆行之後，秦火之馀，帝、王之道能有复存者乎！故曰孔子以学治天下也。是以《孟子几希》诸章述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之事而继之以孔子；《好辩章》叙禹、周公救世之功而亦继之以孔子。韩子曰：“尧以是传之舜，舜以是传之禹，禹以是传之汤，汤以是传之文、武、周公，文、武、周公传之孔子。”二帝、三王之与孔子，无二道也。是以三代以上，经史不分，经即其史，史即今所谓经者也。後世学者不知圣人之道体用同原，穷达一致，由是经史始分。其叙唐、虞、三代事者，务广为纪载，博采旁搜，而不折衷於圣人之经。其穷经者，则竭才於章句之末务，殚精於心性之空谈，而不复考古帝、王之行事。其尤刺谬者，叙道统以孔子为始，若孔子自为一道者。岂知孔子固别无道，孔子之道即二帝、三王之道也。故曰：“仲尼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；”又曰：“文武之道未坠於地，夫子焉不学！”假使孔子别有一道，则亦何异於杨、墨、佛氏，而独当尊信之乎！故今采摭经传孔子之事，考而辨之，以继二帝、三王之後云。
○《丰镐别录》三卷
周一代之政事经制，有相为首尾，不可以年世分系之者。有经传本无正文，後人猜度而为之说，以致失其实者。亦有前人所未及详，而今补释之者。皆未便以参於《正录》，故为《别录》以考辨之。
○《洙泗馀录》三卷
唐、虞、三代皆以圣人为天子，故能布其德泽於四方万国，而後王有所遵守以安其民。孔子则不然。位不过大夫，然亦仅数年耳，权不过听一国之政，然亦仅数月耳，其德泽初未布於天下。虽圣与尧、舜齐，後世何由知之而遵守之？然乃能继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统而垂教万世者，皆门弟子与子思相与羽翼而流传之也。是以战国之时，人皆骛於功利，纵横之徒方盛，杨、墨之说肆行，而孔子之道卒以不坠。及秦焚《诗》、《书》，而齐、鲁之间犹皆诵法《六经》、《论语》。至汉，访求遗经，其道遂大布於天下。藉非有羽翼而流传之者，则当横议之时，焚书之後，孔子之所传述能有复存者乎！非惟孔子也，即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事业亦且泯然俱尽。然则诸弟子与子思之为功於後世也大矣！又按：《论语》前十五篇，言简义宏，深得圣人之旨。大小两戴所记，则多肤浅，不类圣人之言。他书所述，尤多舛谬。意此十五篇者，虽後人所汇辑，然皆及门诸贤取圣言而书之於策以传於後者，故能久而不失其意。向无《论语》一书，後世学者但据《两记》百家之言，何由得识圣人之真！至於《春秋》一书，尤圣人之大经大法。《左传》虽不尽合经意，而纪事详备，学者赖之，得以考其事之首尾而究《春秋》之义。此其功皆不可没也。顾战国、秦、汉之间，称其事者往往失实，而後世说经者亦不能无揣度附会之失。故余於《洙泗考信录》成之後，类辑颜、闵以降诸贤之事，别为《馀录》以订正之。但自周、秦以上，典册罕存，今惟取见於经传者少加编次，而於其失实者考而辨之。一以表卫道之功，一以正流传之误。或亦稽古者所不容缺者乎！
○《孟子事实录》二卷
孟子何以别为录也？传道之功大也。孔子之时，王道犹存，异说未起，故子贡曰：“文、武之道未坠於地，在人，贤者识其大者，不贤者识其小者，莫不有文、武之道焉。”战国时则不然，处士横议，杨、墨之言盈天下；即儒者所著述，亦多传而失真。赖孟子缕陈而详辨之，井田封建之制，仁义性善之旨，帝王圣贤之事，然後大明而得传於後世。向无孟子，不但异端之说之惑世也，即《周官》、《戴记》、《国语》、《逸周书》等书所述，亦无从辨其是非真伪而识圣道之真。故唐韩子称：“文、武、周公传之孔子，孔子传之孟某。”又云：“学圣人当自孟子始。”然则孟子之於孔子，犹周公之於文、武，文、武非周公则制作不详，孔子非孟子则传流多失。甚矣，孟子之有功於道者大也！孔子门人之事，虽旁见於他书，而首尾多难考。惟《孟子》七篇中，昧海游齐，居滕，至鲁，皆备载之，不难考其先後，故别为录以明之也。又此七篇，皆弟子所纂述以传於後世者，其功亦不可没，故并附於孟子之後。
○《考古续说》三卷
《考信录》成，其义有未尽者，有事在周室东迁以後者，亦有泛论古书，不可分系於一代者故为《续说》以补录之。
○《附录》二卷
《考信录》之後，何以复有《附录》也？此录之作，非余一人之力所能，必有为之前者而後有所受；有为之後者而後有所授。故历历溯其所由来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