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道统之祖，治法之祖，而亦即文章之祖也。周衰，王者不作，百家之言并兴，尧、舜之道渐微，孔子惧夫愈久而愈失其实也，於是订正其书，阐发其道，以传於世。孔子既没，异端果盛行，杨、墨之言盈天下，叛尧、舜者有之，诬尧、舜者有之，称述太古以求加於尧、舜者有之，於时则有孟子辞而粗。迄乎孟子又没，而其说益诞妄。司马氏作《史记》，遂上溯於黄帝；虽颇删其不雅驯者而所采已杂。逮谯周《古史考》，皇甫谧《帝王世纪》等书，又以黄帝为不足称述，益广搜远讨，溯之羲、农以前，以求胜於孔子，而异说遂纷纷於世。何者？唐、虞以前，载籍未兴，经既无文，传亦仅见，易於伪，无可考验，是以杨、墨、庄、列之徒得藉之以畅其邪说。唯唐、虞以後，载在《尚书》者乃可依据；而《伪孔氏古文经传》复出，刘焯、孔颖达等羽翼之，猜度附会，而帝王之事遂茫然不可问矣。唐、宋以来，诸儒林立，其高明者攘斥佛、老以伸正学，其沉潜者居敬主静以自治其身心，休矣盛哉！然於帝王之事皆若不甚经意，附和实多，纠驳绝少。而为史学者，则咸踵讹袭谬，茫无别择，不问周、秦、汉、晋，概加采录，以多为胜。於是荒唐悠谬之词，相沿日久，积重难返，遂为定论，良可叹也！且夫孔子，布衣士耳，未尝一日见诸事业，而杨、墨、佛、老之徒各持其说以鸣於世，何所见孔子之道之独是？正以孔子之道非孔子之道，乃尧、舜之道，人非尧、舜则不能安居粒食以生，不能相维系无争夺以保其生，不能服习於礼乐教化以自别於禽兽之生。然则尧、舜其犹天乎！其犹人之祖乎！人不可悖尧、舜，故不可悖孔子也；人不可不宗孔子，即不可不宗尧、舜也。余故作《考信录》自唐、虞始，《尚书》以经之，传记以纬之，其传而失实者则据经传正之。至於唐、虞以前纷纭之说，但别为书辨之，而不敢以参於《正录》，既以明道统之原，兼以附阙疑之义，庶於孔子之意无悖焉尔。
○《夏考信录》二卷
《夏考信录》者何？继治也。尧崩，天下归于舜。舜崩，天下归于禹。唐、虞之政千古未有能及之者，况“宅百揆”而“熙帝载”皆禹所同更定，而启又贤，能承继禹之道，然则夏於唐、虞之政，其必因之而不改者，理势之自然也。但太康以後不能无废坠耳。故考夏政者不必别求夏政，唐、虞之政即夏政也，禹之继治然也。太康以後何为以中衰别之也？羿、浞迭兴，权力雄於天下，诸侯从之者多，仲康微弱，後相失国，夏政不行於天下也。皋陶何以附於禹之後也？其功德大也。孟子曰：“若禹、皋陶则见而知之。”又曰：“舜以不得禹、皋陶为己忧。”皆以禹、皋陶并举，故特表之也。
○《商考信录》二卷
《商考信录》者何？革乱也。夏自太康失道，已非禹之旧矣，况至於桀，善政尚有复存者乎！且汤之事与禹不同：汤承先世之业，崛起一方，自相土、上甲微以来，必有良法善政，宜於民而不当变者，此固不得改之而复遵夏政也。盖汤之心无以异於尧、舜、禹之心，然汤之事不能不异於尧、舜、禹之事，汤所处之势然也。何以不言《殷考信录》也？殷其所居地名，非国号也。商何为始於契也？莫为之前，则崛起者难为功，契敷教以启商，故叙汤之政必追述之也。伊尹何以附於汤之後也？伊尹相汤以王天下，历相数世，卒定商业，故特表之，犹皋陶之附於禹也。
○《丰镐考信录》八卷
夏、商皆以代称，周何为独系以丰、镐也？周至幽王之世而止也。周何为止於幽王也？东迁以後，载籍较多，称引亦繁，辨之不胜其辨，且非圣王贤相得失所关，故从简也。何为於成王独系之以周公之相也？曰，周公者，上继文、武，下开孔子者也，故孟子曰：“周公思兼三王，以施四事。”又曰：“悦周公、仲尼之道。”韩子曰：“文、武、周公传之孔子。”此非特表之不可也。而周公之事即成王之政，又非可分系者，故系之以“周公相成王”也。周何为始於稷也？稷播种以开周，故叙文、武之政必追述之，犹商之始於契也。周之贤臣哲辅何以统附之於後也？曰，周之人才盛矣！太公、召公创业守成之功固已，他如泰伯之让，伯夷之清，召穆公之此姆剑卫武公之称睿圣，亦卓卓者，皆不可以从略，故别为一卷，统附於後也。
○《洙泗考信录》四卷
《唐虞》、《三代》诸录之後，何为继之以《洙泗》也？曰，二帝、三王、孔子之事，一也；但圣人所处之时势不同，则圣人所以治天下亦异。是故二帝以德治天下，三王以礼治天下，孔子以学治天下。尧、舜以圣人履帝位，故得布其德於当世，命官熙绩，以安百姓而奠万邦，天下莫不遂其生而正其命。故曰二帝以德治天下也。禹、汤、文、武虽亦皆有圣德，然有天下至数百年，其後王不必皆有德；其所恃以维持天下者，有三王所制之礼在。故启贤，能承继禹之道，则天下之朝觐讼狱者归之；太甲颠覆汤之典刑，则伊尹放之於桐。《传》曰：“周礼未改，今之王，古之帝也。”故三王之家天下也，非以天下私其子孙也；其子孙能守先王之礼，则德衰而天下有所赖以不乱。故曰三王以礼治天下也。夏之礼将敝也，汤起而维之。商之礼将敝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