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此之权力，必由吾与之而后有。然则吾虽受治，而吾之自由自若，此则政界中自治Self－gove’rnment之说也。颇有政家，谓自治乃自相矛盾之名词，以谓世间虽有其名，实无其事。人之行事，不出两端，发于己志一也，从人之志二也。前曰自由，后曰受管。故一言治，便非自力，果由自力，即不为治。此其说甚细。顾自我辈观之，吾身所行之事，固有介于二说之间者，非由己欲，亦非从人，但以事系公益，彼此允诺，既诺之后，即与发起由吾无异。然则自治名词，固自可立，而以实事明之，譬如一国之民，本系各不相为，各恤已私，乃今以四郊多垒，有相率为虏之忧，于是奋然共起，执戈偕行，以赴国难。此时虽有将帅号令，生杀威严，然不得谓国人为受驱逼胁。何则？一切皆彼之自发心也。如此即为自治之一端。使此法可行，将政界之中，无禁制抑勒之事，虽令发中央枢纽，无异群下之所自趋，从此君民冲突之事，可以免矣。
是故政界之境诣，至于自治而极。利民安上，和众阜财，乃至俗成刑措，比户可封，皆舍此涂术其至无从。则无怪二百年西人，尽气竭力，流血牺牲，以从事夫此。然其事尚须细论，而后有以见实行之难。盖使民自治，则一民之身，将有两节可论。一以个人言，其心所怀之愿望为何等；二以分子言，其于社会所祈响者为何等。使二者尽如其意，便是自治，便是虽受治而非强其所不欲为。此事果可实施矣乎？或应之曰：此不但可以实施，实则各国政界，已有实施之者。如观西国舆论报章，每云某事国民意见如何，而此意见，乃政府所不可不从诸语。是国家一政之行，固视国民之意为向背。虽然，当知吾辈所称为政界极诣，乃指社会之中，人人各得分愿而言。若有一人，其好恶与所施之政令背驰，则自治之言作实。夫苟如是，则今之各国推举之权，尚非普及，而国中妇孺，岂作国民？奈何置之？然则名为自治，而民之大半尚有受治于人者。且不但此，果人人受治而非强其所不欲为，将议院定行一法之时，必人人赞成，人人许可而后可。顾今所实行，乃通用从众之例。春秋栾武子之言曰：“善钧而后从众”。议员之知识，果相等乎？假其不然，则安知多数之果是，少数之必非？若言不以是非，而从多数者之欲，然则多数者，以行其所欲而自治，少数者以违其所欲而非自治，又以明矣。且即以比较言，从多数矣，使十得八九，犹有说也，乃有时而所多者至微，以此强人，则又何说？譬如三十兆之中，有二十九兆九十万人同者，以此谓之公好公恶可也。而英议院以七百员为三十七兆人民之代表，其中三百七十人然，而三百三十人否者，乌得云公乎？是故知从众而用多数之说，于公理是非，本无可言。无可言而不得不如此者，乃以术之穷，舍此别无他法之故。而所谓人人自治，人人非强其所不欲者，又非事实明矣。
是故有谓近世现行有两种政制：一为独治之专制，一为自治之民主者。此其言非也。当云有独治之专制，有以众治寡之立宪。以众治寡之制，虽不足当政界极诣之自治，而立宪则舍此殆无他术，故为今日最要政体。夫以众治寡，实无公理可言。不幸韩昌黎公言私言，其说已误。即谓多人赞成之政，为胜于少数赞成之政者，其说亦不尽然。所庶几可言者，不过三占从二，其事易行；又数至极多之时，于公道为稍近。治权本民所畏，得此则所畏者，可使极微。又民之优劣，智、德、力三者，皆有可言。从众虽于智、德二者，不必皆优，而其力之胜，固若可恃。且此乃历占以来，政界中一最有关系之新法。自其施行之后，人类受庇，平争弭愤，所获实多。其所可言，仅此而已。慎勿谓多数所从，斯为合理优胜；亦勿谓民之多数，无异全体之公。苟为此说，立成谬论。
吾辈以天演言治，深知政界中事，往往成于自然，而非由人力。独此决策从众，与尚有一事，亦为政界所通用者，乃皆实出于人为。其尚有一事为何？代表之制是已。自是二者行，西洋政法，为之大变，《社会通诠》言之悉矣。尤可异者，从众之法，乃彼中古人所已用者。至于代表之制，则希腊、罗马两民主，所未梦见。此其原因，盖由二国皆市府国家。市府国家，幅员小狭，民数鲜少，每有公事，则聚通国之众而议之。如希腊、罗马之国会，皆尽其中自由之民众，无须以一人为百人千人，或一方之民之代表也。即罗马政府，向有沁涅特Senate，以聚通国之豪，然系选举出类拔萃之才，使听国事，无所谓代表者也。
取西人之古制，以与其今制相较，则吾党见二大异焉，且由此可得其政界进步之实。夫独治众治，皆其古所有者。特所谓众治，乃指一市府之民。今之国民，求通得选举之权利而不能；古之国民，则人人皆议员也。问何能然？则以国民甚寡之故。此其事实，犹可考诸古代戏曲之中。如雅里斯托芬，所制《阿加黏》一，其开场系一市墟，当会议之顷，市之四周，用新染红绳绕之，以防逸者。盖会议为国民义务，设绳所以拦众，使入会幕之中，有或逃者，绳著其衣，染成红色，是以行人避之耳。
今世邦域国家，以数十兆之民，散处数十万方弥卢Mile之地，欲守古制，即亦无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