、《深衣》、《朝事》、《盛德》为《周礼》记；《祭义》、《曾子》十篇为《孝经》记；《经解》、《表记》、《坊记》、《缁衣》为经学说之类。[详见《两戴记今、古篇目表》]经、记互证，合则再美，离则两伤，此千年未发之覆也。又《礼运》三篇，有经有传，当合为一大传。《大传》为经，《服问》、《丧服小记》二篇为传，当合为一。窃意此《礼运》三篇旧本一事，乃记夫子与子游论礼之言。子游习礼，此其授受之证也。后来先师各加注记。后因文多，分为三篇，经、传混淆，前后错杂，使读者如散钱满屋，不知端委。今因《王制》例推之，分为经、传，便有统制。至于《大传》为经，《服问》、《小记》为记，观其篇目命名，已得其大概矣。
俞荫甫先生以《王制》为《公羊》礼，其说是也。壬秋师以其与《大传》同，不言封禅，非博士所撰之《王制》，亦是也。盖《王制》孔子所作，以为《春秋》礼传。孟、荀著书，已全祖此立说。汉博士之言如《大传》，特以发明《王制》而已。岂可与《王制》相比？精粹完备，统宗子纬，鲁齐博士皆依附其说，决菲汉人所作。卢子忠虿荒芡ㄆ渌担故以为博士作，以便其出入，实则非也。
《王制》有经有传，并有传文佚在别篇者。至于本篇经传之外，并有先师加注记之文，如说尺亩，据汉制今田为说，是也。此固为戴氏所补，至目为博士手笔，则误读《史记》矣。
《王制》无一条不与《Y梁春秋》相同。[说详《义证》]二书皆蚀蒙已久，一旦明澈，可喜何如？不封不树贰事，郑以为庶人礼，不知《Y梁传》已有明文。讥世卿、非下聘、恶盟，尊齐、晋为二伯，以曹以下为卒正，以冢宰、司马、司城为三公，亦莫不相合。至于单伯、祭仲、女叔诸人使非为监之说，则听《左氏》、何君之互争，不能一断决。范氏据《周礼》以驳传，亦无以折之矣。
《春秋》之书以正将来，非以诛已往。《王制》一篇即为邦数语，道不行乃思著书，其意颇与《潜夫》、《罪言》相近，愤不得假手以救弊振衰，则欲将此意笔之于书。又以徒托空言，仅如《王制》则不明切，不得已乃借春秋时事以衍《王制》之制度。司马迁言之详矣。《王制》所言皆素王新制，改周从质，见于《春秋》者也。凡所不改，一概从周。范氏注《Y梁》，以《周礼》疑《王制》，据周制驳《春秋》，是呓语耳。又孔子所改皆大纲，如爵禄、选举、建国、职官、食货、礼乐之类。馀琐细，悉不改。其意全在救弊，故《春秋》说皆以为从质是也。
今学、古学之分，二陈已知其流别矣。至于以《王制》为今学所祖，尽括今学，则或疑过于奇。窃《王制》后人疑为汉人撰，岂不知而好为奇论？盖尝积疑三四年，经七八转变，然后乃为此说。疑之久，思之深，至苦矣!辛巳秋，检《曲礼》「天子不言出」、「诸侯不生名」数节，文与《春秋传》同，又非礼制，因《郊特牲》、《乐记》一篇有数篇、数十篇之说，疑此数节为先师《春秋》说，错简入《曲礼》者也。癸未在都，因《传》有二伯之言，《白虎通》说五伯首说主兼三代，《Y梁》以同为尊周外楚，定《Y梁》为二伯，《公羊》为五伯。当时不胜欢庆，以为此千古未发之覆也。又尝疑曹以下，何以皆山东国称伯、称子，又与郑、秦、吴、楚同制？爵五等，乃许男在曹伯之上？考之书，书无此疑；询之人，人不能答。日夜焦思，刻无停虑，盖不啻数十说。而皆不能通，唯阙疑而已。甲申，考大夫制，检《王制》，见其大国、次国、小国之说，主此立论，犹未之奇也。及考其二伯、方伯之制，然后悟《Y梁》二伯乃旧制如此，假之于齐晋耳。考其寰内诸侯称伯乃三监之说，然后悟郑、秦称伯，单伯、祭仲、女叔之为天子大夫，则愈奇之矣。犹未敢以为《春秋》说也。及录《Y梁》旧稿，悉用其说，苟或未安，沈思即得，然后以此为素王改制之书，《春秋》之别传也。乙酉春，将《王制》分经传写钞，欲作《义证》，时不过引《Y梁传》文以相应证耳。偶抄《异义今古学异同表》，初以为十四博士必相参杂，乃古与古同，今与今同，虽小有不合，非其巨纲，然后恍然悟博士同为一家，古学又别为一家也。遍考诸书，历历不爽，始定今古异同之论。久之，悟孔子作《春秋》、定《王制》为晚年说，弟子多主此义，推以遍说群经。汉初博士皆弟子之支派，故同主《王制》立说。乃定《王制》为今学之祖，立表说以明之。蚁穿九曲，予盖不止九曲，虽数十百曲有矣。当其已明，则数言可了；当其未明，则百思不得。西人制一器，有经数十年父子相继然后成者。尝见其石印，转变数过，然后乃成，不知其始何以奇想至此。予于今古同异，颇有此况。人闻石印，莫不始疑而终信，犹归功于药料。此则并药料无之，将何以取信天下乎!
史公不见《左传》，则天汉以前固无其书。然《前汉?儒林传》谓张苍、贾谊传《左传》学，为作训解；《艺文志》无其书，则其说亦误袭古学家言也。按《国语》蚤出而《左传》晚兴，张、贾所见皆为《国语》。因其为左氏所辑，言皆记事，与《虞氏》、《吕氏》同有《春秋》之名。其称《左氏春秋》者，即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