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国语》，不谓《左传》。《左传》既出之后，因其全祖《国语》，遂冒「左氏」名为《左氏传》。又以其传《春秋》，遂洹蹲笫洗呵铩分名。后人闻传《左氏春秋》，不以为《国语》而以为《左传》，遂谓张、贾皆习《左传》，此其冒名涫抵所由也。使当时有《左传》以传经，又有师说，张、贾贵显，何不求立学官？纵不立学官，何以刘子骏之前无一人见之？太史公博极群书，只据《国语》。刘子骏《移太常书》只云臧生等与同，不云其书先见。班书又云，歆校书见《左传》而好之。是歆未校书以前不见《左传》也。观此，则张、贾不习《左传》明矣。前亦颇疑《左传》为河间人所伪造，有数事可证其为先秦之书者：其书体大思精，鸿篇巨帙，汉人无此才，一也。刘子骏为汉人好古之最，犹不能得其意旨所在，则必非近作，二也。使果一人所为，则既成此书必不忍弃置；且积久乃成书，力不易，亦必有人治其学传其事；书成以后不授学者，而以全部送之秘府，又无别本，使非刘子骏，将与《古文尚书》同亡。至重不忍轻弃，三也。《曲礼》出在汉初，已为传记，则原书必不在文、景之后，四也。西汉今学盛，使果西汉人作，必依附二家，不敢如此立异，五也。以旧说论之，驳《左》者谓成于建始，则不若是之迟；尊《左》者谓出于汉初，则不若是之蚤。能知迟蚤成出之原，则庶乎可与谈《左》学矣。
汉人今、古之说，出于明文者少，出于推例者多。《白虎通》所纪《尚书》说之敛后称王，《公羊》说之三年称王，《诗》、《春秋》之五不名、五等皆称公，皆推例之说也。然明文之说，亦多出于推例。如《公羊》之由经推礼，与《左传》之由经推礼。同一经也，有世卿、无世卿异；讥丧娶、不讥丧娶异；此又明文中推例得之者。然有明文之推例，皆先师说；无明文者之推例，皆后师说。后师推例虽同先师，然附会失解者多于先师，以其学不如先师也。故予今、古礼制，以《王制》、《周礼》有明文者为正宗，以「三传」推例有明文者为辅佐。至于后师无明文之说，则去取参半。若《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诗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诸先儒说，除《礼记》本记诸篇外，则全由据《王制》、《周礼》以推之者。此于今、古学为异派，其中或同或异，或因或革，则又立《流派表》以统之。
始因《白虎通》胪列各经师说，欲将其说列为一表，名曰《五经礼制异同表》。后作《群经今、古礼制异同表》，以为足以包括群籍，遂不作《五经表》。今按：此表不能不作。何以言之？诸经异说，有迥不相同，不关今、古之分者，如《今春秋》天子即位三年乃称王，而《尚书》说则据《顾命》以为初丧称子，钊敛后称王。据经为说，则无论《今、古文尚书》皆不能立异，与《春秋》三年称王之说不同。《春秋》据逾年称公，以为逾年称王，此据经也。《尚书》据「王麻冕」，以为敛后称王，此亦据经也。诸经如此类者实众，不立此表，则此类无所归宿，又必在今、古学中为难矣。
博士言礼，据礼文者半，推经例者半。大约推例者皆当入《五经表》。何以言之？今学《王制》明文与古学不同者少，凡非明文则半多推例而得者，若以入《古、今表》，反是以无为有，此当入《五经表》。见此异同，非三代之不同，非今、古之异制，皆先师缘饰经义意造之说。又《礼记》中所言异同，有二家异说者，有文义小变者。此二派又足为《今古表》之陈涉、吴广，亦必求所以安顿之。二家说异者，立一表附《古今表》后。至于《曲礼》，本古文家说也。然所言六大、五官、六工之事，又全与《周礼》相反。足见古礼学中原有数派，但不用三公九卿，俱为古学也。大约《今、古表》中今学只一派，古学流派多，以其书多人杂，不似今学少而专一也。
《异义》采录今、古说，多非明文，后师附会盖居其半。夫今、古异同，当以《王制》、《周礼》为纲领，《公》、《Y》、《左氏》为辅佐。但据经传，不录晚说，唯议明文，不征影响。今许所录，可据者半，不可据者半。大约今、古分别，两汉皆不能心知其源。至于晚末，其派愈乱，如以今学说圣人皆无父而生，古学说圣人皆有父，岂不可笑!又《公羊》说引《易》「时乘六龙以驭天」，知天子驾六；未逾年，君有子则庙，无子则否。皆误说也，而亦征录。又引《公羊》以郑伯伐许为讥，《左》说郑伯伐许以王事称爵，皆非经意，为余所驳者也。大抵许君生当晚近，有志复古而囿于俗说。其作此书，亦如其《说文解字》真赝杂采，纯驳各半，屈于时势，莫可如何。然其采虽杂，今犹与今为一党，古犹与古为一党，不自相攻击。盖其始则同有乡人之义，继则同为博士党同伐异，视古学如雠仇，惟恐其进与为难。故虽自立异，仍不敢援之以自树敌，故说犹同也。
《异义》所录《左氏》，亦有异同。大约《左氏》亦有数家，故致歧出。如既言：「《左氏》说，麟是中央轩辕大角兽，孔子作《春秋》者，礼修以致其子，故麟来为孔子瑞。」又采陈钦说：「麟，西方毛虫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有立言。西方兑，兑为口，故麟来。」[陈钦，《左氏》先师也]是《左氏》固非止一家，故说不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