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分别，故权以古学为不受业，非弟子遽无古学也。
《纬》云：「志在《春秋》，行在《孝经》。」《孝经》皆已成之迹，《春秋》则虚托空言。故予意以《孝经》为古学，《春秋》为今学，《论语》为今古杂。以《孝》属行，行必从周；《春秋》属志，志有损益；《论语》少壮、晚年之语皆有，故不一律，大约从今者多。至于《孝经》有今学，《春秋》有古学，《论语》有今、古两派，此皆后来附会流派，孔子当日不如此分别也。
《论语》因革、损益，唯在制度，至于伦常义理，百世可知。故今、古之分，全在制度，不在义理，以义理今、古同也。至于弟子之大义，经师之推衍，乃有取舍不同、是非异致之说。揆之于初，无此分别。《异义》所录师说，半皆东汉注解家言，索虚为实，化无为有，种种附会，都非原旨。然既欲各立门户，则好恶取舍，亦不能不小有改动。言各异端，亦不必强同，但读者须知此非今古正义，不蔽锢于许说，可也。[近言今、古派者皆本原于《异义》，今不尽据之。]
今、古之分，或颇骇怪，不知质而言之，沿革耳，损益耳。明之制不能不异于元；元之制不能不异于唐宋。今学多用殷礼，即仲弓「居敬」之意；古学多用周礼，即《中庸》「从周」之意。今制与古不同，古制与今异派，在末流不能不有缘饰附会之说。试考本义，则如斯而已，故不必色骇而走也。鲁为今学正宗，燕赵为古学正宗，其支流分派虽小有不同，然大旨一也。鲁乃孔子乡国，弟子多孔子晚年说，学者以为定论，[汉人经学，以先师寿终之传为贵，亦如佛家衣钵真传之说也。]故笃信遵守。初本以解《春秋》，习久不察，各是所长，遂以遍说群经。此鲁之今学为孔子同乡宗晚年说，以为宗派者也。燕赵弟子，未修《春秋》以前，辞而先反，惟闻孔子从周之言；已后改制之说未经面领，因与前说相反，遂疑鲁弟子伪为此言依托孔子。[如汉人传经别杂异端，乃自托于师终时手授其传，故弟子不信其书之比]故笃守前说，与鲁学相难。一时隐君子习闻周家故事，亦相与佐证，不信今学而攻驳之，乃有《周礼》、《左传》、《毛诗》之作。自为朋党，树立异帜，以求合于孔子初年之说，此古学派为远于孔子兼采时制，流为别派者也。其实今学改者少，不改者多。今所不改，自当从古。凡解经，苟今学所不足，以古学补之可也。齐人间于二学之间，为乡土闻见所囿，不能不杂采。乃心欲兼善，遂失所绳尺。不惟用今学所无，并今学有明文者，亦皆喜新好异，杂入古学，今不为今，古不为古，不能施行。然九家之中有杂家一派，兼收并蓄，志在包罗，亦学人积习也。昔人云：「仲尼没而微言绝，七十子没而大义乖。」此之纷纭，大约七十子没之后乎!皆不善学者之所致耳。
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春秋》、《仪礼》、《周礼》、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今、古之分，古人有成说矣；唯《戴记》两书中诸篇目有今古，则无人能分别其说。盖《戴记》所传八十余篇，皆汉初求书官私所得，有先师经说，有子史杂钞，最为驳杂。其采自今学者，则为今学家言；采自古学者，则为古学家言。汉人以其书出在古文之先，立有博士，遂同以为今学。此今古所以混淆之始，非郑康成之过也。然考《异义》，虽以《戴礼》为今说，而杜、贾诸家注《周礼》、《左传》，于《戴记》有引用之篇，有不引用之篇。是当时虽以《戴礼》为今学，而古文家未尝不用其说，足见其书之今、古并存矣。今之分别今古，得力尤在将《戴礼》中各篇今古不同者归还本家，《戴记》今古定，群经之今古无不定矣。予以《王制》为今学之祖，取《祭统》、《千乘》、《虞戴德》、《冠义》、《昏义》、《射义》、《聘义》、《乡饮酒义》、《燕义》等篇注之，附于今派。取《祭法》篇为古《国语》说；又取《玉藻》、《盛德》、《朝事》等篇为古《周礼》说；又以《曲礼》、《檀弓》、《杂记》为古《春秋左氏》说。[详见《礼记今古篇目表》]至于其余，或为《仪礼》说，或为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孝经》说，阴阳五行说。学问派、子史派、阴阳五行派，无今古之分及今古杂用者，都为考订。每篇各自为注，以类相从。再不求通别家，牵混异解。《戴记》一明，则群经无不大明。盖以《记》中诸篇经说居十之七八，自别入《记》中，经不得记不能明，记不得经无以证，仳离两伤。甚至援引异说以相比附，故注解愈多，经意愈晦，经学亦愈乱。今为合之，如母得子，如石引针，瓜分系别，门户改观，群经因此大明。故云得力处全在解得《戴记》。予以《王制》解《春秋》，无一字不合，自胡、董以来绝无此说。至以《戴记》分隶诸经，分其今古，此亦二千年不传之绝学。微言大义，幸得粗窥，故急欲成之。或以此说为过奇，不知皆有所本，无自创之条，特初说浅而不深，偏而不全，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形近是而实则非。久乃包罗小大，贯穿终始。采花为蜜，集腋成裘，无一说不本前人，无一义仍袭旧说，积劳苦思，历数年之久。于盘根错节，外侮内忧，初得弥缝完善，而其得力尤在分隶《戴记》。观前表及《两戴章句凡例》可见。
或问：《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