派，十四博士同源共贯，不自相异；古学为燕赵派，群经共为一家，与今学为敌，而不自相异；则知者更鲜矣。知今学同祖《王制》，万变不能离宗；《戴礼》今古杂有，非一家之说；今古不当以立学不立学为断；古学主《周礼》，隐与今学为敌；今礼少，古礼多；今礼所异皆改古礼等说，则西汉大儒均不识此义矣，何论许、郑乎!
鲁、齐、古三学分途，以乡土而异。邹与鲁近，孟子云：「去圣人居，若此其近」，盖以鲁学自负也。荀子赵人，而游学于齐，为齐学。《韩诗》燕人，传今学而兼用古义，大约游学于齐所传也。《儒林传》谓其说颇异，而其归同。盖同乡皆讲古学，一齐众楚，不能自坚，时有改异，此韩之所以变齐也。而齐之所以变鲁者，正亦如此。予谓学派由乡土风气而变者，盖谓此也。
群经之中，古多于今，然所以能定其为今学派者，全据《王制》为断。《三朝记》知其为今学者，以与《王制》合也。《礼记?冠、昏、乡饮、射义》所以知为今学者，以与《王制》同也。同者从同，异者自应从异，故旧说渊源，皆不足据。盖两汉末流，此意遂失，混合古今，虽大家不免。如刘子政有古礼制，马融说六宗偶同伏说是也。审淄渑，定宫徵，毫厘之差，千里之失，不亦难哉!
初疑今派多于古，继乃知古派多于今。古学《周礼》与《左传》不同，《左传》又与《国语》不同，至于《书》、《诗》所言，更无论矣。盖《周礼》既与《国语》、《周书》不同，《左传》又多缘经立义之说。且古学皆主史册，周历年久，掌故事实，多不免歧出，故各就所见立说，不能不多门。至于今学，则全祖孔子改制之意，只有一派，虽后来小有流变，然其大旨相同，不如古学之纷繁也。
《论语》：「周监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!吾从周。」此孔子初年之言，古学所祖也。「行夏之时，乘殷之辂，服周之冕，乐则《韶舞》。」此孔子晚年之言，今学所祖也。又言夏殷因革、继周者百世可知。按《王制》即所谓继周之王也。因于《周礼》即今学所不改而古今同者也。其损益可知。《王制》改周制，皆以救文胜之弊，因其偏胜，知其救药也。年岁不同，议论遂异。春秋时诸君子皆欲改周文以相救，孔子《王制》即用此意，为今学之本旨。何君解今礼，以为《春秋》有改制之文，即此意也。特不知所改之文，全在《王制》耳。
今、古之分，郑君以前无人不守此界畔。伏《尚书》、三家《诗》无论矣。何君《公羊解诂》不用古说，其解与《周礼》不同者，皆以为《春秋》有改制之事，不强同《周礼》，此今学之派也。至于许君《说文》用古义，凡今文家皆以博士说目之，屏为异义。至于杜、郑、[兴、众父子]贾、马，其注《周礼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尚书》，皆不用博士说片言只字。[《五经异义》：马有以今学长于古义一条目。今说既为俗儒，不可据以为用今学也]至于引用诸书，亦惟用古派，从不用《王制》。其分别异同，有如阴阳、水火之不能强同。郑司农注大司徒五等封地，全就本经立说，不牵涉《王制》。其注诸男方百里一条云：「诸男食者四之一，适方五十里。独此与《五经》家说合耳。」其所谓之《五经》家者，即《王制》子、男五十里之说也。《异义》谓之今文，《说文》目为博士，斥为异说，不求雷同。即此可见东汉分别今古之严。自郑康成出，乃混合之。可含混者，则含混说之；文义分明者，则臆断今说以为殷礼。甚至《曲礼》古文异派，亦以为殷礼。郑君受贾、马之学而兼采今文，今欲删其混合以反杜、马之旧。须知此非予一人之私言，乃两京之旧法，试为考释，必知不谬矣。
今、古之混乱，始于郑君，而成于王子雍。大约汉人分别古今甚严，魏晋之间厌其纷争，同思画一。郑君既主今、古混合，王子雍苟欲争胜，力返古法，足以摧击郑君矣。殊乃尤而效之，更且加厉。《家语》、《孔丛》皆其伪撰，乃将群经今古不同之礼，托于孔子说而牵合之。如《王制》庙制，今说也；《祭法》庙制，古说也；各为规模，万难强同者也。而《家语》、《孔丛》之言庙制者，则糅杂二书为一说。郑君之说，犹各自为书；至于王氏，则并其堤防而全溃之。后人读其书，愈以迷乱，不能复理旧业，皆王氏之过也。故其混乱之罪，尤在郑君之上。欲求胜人，而不知择术，亦愚矣哉!
郑君以前，古学家著书，不惟不引据《王制》师说，并《公》《Y》二传、《三家诗》、《今文尚书》、《今易》，凡今学之言，避之如洪水猛兽。惟其书今、古杂有，或原无今古派之分者，乃用之。如杜、郑、贾、马之引《孟子》、《论语》、《礼记》是也。引《春秋》，则惟《左氏传》。至于引二传「跛者迓跛者」条，则亦但引其文句而不言书名，皆足见其门户之峻厉也。《礼运》、《礼器》、《郊特牲》、孔子告子游，皆古学说，此孔子未作《春秋》以前「从周」之言。至于作《春秋》以后，则全主今学，如《大戴》告哀公之《三朝记》，全与《王制》、《Y梁》合是也。孔子传今学派时，受业早归者未闻，故弟子有专用古学者。又或别为不受业之隐君子所为。然大约出于受业者多，因欲与受业之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