制》制度，孔子全用殷礼，抑亦别有所本？曰：孔子答颜子参用四代，《王制》言巡狩与《尧典》合，则不独殷礼矣。又《纬》云殷五庙，周七庙；尹更始说《Y梁》七庙，据周；天子称崩，刘向说亦云据周；是《王制》参用四代之证。然《中庸》云：「吾说夏礼，杞不足征；吾说殷礼，有宋存焉。」是春秋时，夏以前礼制皆残缺不可考。大约孔子意在改制救弊，而虞乐、夏时以外多不可考，故建国立官，多用殷制。《纬》云《春秋》用殷制，是也。《说苑》引伊尹说三公、九卿、二十七大夫事，与董子同，是立官用殷礼也。《纬》云：殷爵三等，周爵五等；今爵五而地三，是亦用殷礼也。《春秋》有故宋之说；《Y梁》主王后其先殷人二义；孔子卒，殡用殷礼。故《春秋》见司马、司城二官，明改制用殷礼三公也。《殷本纪》：伊尹说汤以素王之法，与《春秋》素王义同。史公素王妙论，亦以伊尹为主，岂素王二字亦从伊尹来耶？说者以素为从质之意，史公论范、计，亦质家意，岂素王为伊尹说朴质之教，孔子欲改周文，仿于伊尹从质之意而取素王，故《春秋》多用殷礼耶？
或以今、古为新派。曰：此两汉经师之旧法也。[详见前卷]以《王制》主今学无据。曰：俞荫甫先生有成说矣。以《国语》在《左传》先为无考。曰：此二书为二人作，赵瓯北等早言之矣。《戴记》有今有古，郑、马注《周礼》、《左传》已有此决择矣。今古二家各不相蒙，今古先师早有此泾渭矣。以今古分别礼说，陈左海、陈卓人已立此宗旨矣。解经各还家法，不可混乱，则段玉裁、陈奂、王伦《毛诗》已删去郑笺矣。以《礼记》分篇治之，则《隋志》已有《中庸》、《丧服》、《月令》单行之解矣。今与今合，古与古合，不相通，许君《异义》早以类相从矣。考订《戴记》简篇，则刘子政、郑康成已有分别矣。今之为说，无往非因，亦无往非创；举汉至今家法融会而贯通之，以求得其主宰。举今古存佚群经，博览而会通，务还其门面，并行而不害，一视而同仁。彼群经今古之乱，不尽由康成一人。今欲探抉悬解，直接卜、左，则举凡经学蒙混之处。皆欲积精累力以通之，此作《今古考》之意也。
今、古之分，于经传以《王制》、《周礼》、《三传》、《戴记》为证，于礼制以宗庙、E、田税、命官、制禄为证，可谓详明。然此别其异同，试以「会同」明其意旨。《论语》有会同，是当时本有会同，故公西举之。此《论语》据古学之证也。《周礼》有会同，合于《论语》，是《周礼》用旧仪典册之证也。《春秋》无同，是孔子不守周礼，自立新制之证也。《左传》无同，是《左传》缘经立说，经所无者不能有之证也。《书?禹》、《诗?车攻》有会同，此夏周有会同之旁证也。《国语》、《孝经》无会同，此别派异于《周礼》之证也。即此一事考之，前后沿革，本原派别，皆可由之而悟。语简事繁，学者当举一反三也。予撰今、古礼制分类钞，以徐、秦《通考》为蓝本，分今为五派，古为六派。[详见前《流派表》中]以为正宗。凡古有今无、今古同、今古杂者，别立三门收之。子、纬亦附焉。至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，旧皆同列，既无明文，惟据注疏分隶；今尽削落，不以为据，其有明文者，分为四代制，以入《沿革表》。《论语》今古兼有，亦如《礼记》分篇例，各从其类。汉人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孝经》皆分今古，误说也。以《易》、《诗》证礼制，亦误据也。《礼记》兼有今古，以隶今学，误也。《论语》今古杂，今古二家立二派，各为家法说之，亦误也。今尽汰误说，别立新门。学者据此分钞，分说礼制，泾渭判然，不啻江河。执此治经，庶有澄清之效。
《司马法》司马主兵，《王制》之传也。其言兵制出师，与《周礼》不合，盖全主《王制》也。《孔丛子?军制》篇间于今古之间，有用《周礼》之文，有用《司马法》之文。今凡与《王制》、《司马法》同者，则以入《王制》；与《周礼》同者，入古学也。[又考《司马》逸文与《王制》同见于孔、贾诸疏所引者，今本乃无之。岂孔、贾所引别一书，今存本乃《穰苴书》欤？]
三统循环，由周而夏，此质家矫枉之言，孔子不主此义。周末名流，竞欲救文。老、尹、桑、庄，厌弃文敝，至于排仁义，不衣冠。矫枉者必过其正，此诸贤之苦心，救世之良药也。然风气日开，文明渐备，宜俗所安，君子不改，情文交尽，来往为宜，若欲改周从夏，不惟明备可惜，亦势所不行。继周不能夏制，亦如继唐虞之不能用羲、轩也。子桑伯子，欲复夏礼者也。《说苑》言孔子往见论文质之事。《论语》所谓「简」，谓夏制也；「敬」，谓殷制也。孔子许伯子之质，仲弓以继周不能用夏，惟当用殷，小参夏意，深明损益，洞达治体，与孔子语颜子意粗合。故夫子以南面嘉之，谓可与言继周之事。《王制》用殷礼，仲弓有启予之助。又孔子言服周冕，非独取一冕，凡仪注等威、章、服、文藻之事，皆从冕推之，故仪礼以及威仪皆不改也。「乘殷辂」、「辂」取实用，务于致远，凡制官、爵命《王制》所改之事，皆其太甚，有害无益者也。至于夏制，所取者少，人事日文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