庆历本。
三。天启本的序说，据杨文昌本刻。我想不是直接依据。因为天启本也脱去累害篇一页。明正德补修本是杨文昌本的四传的本子，还没有脱此一页，则知其所谓据杨本，不足信。疑出自成化补修本。
我所用的本子，是以通津本作底本。所见宋本，只是十四卷到十七卷的残卷。其余的所谓宋、元本，都是借用别人的校录。其中以朱宗莱校元本为最精详，杨守敬校宋本太粗疏。我想，一定忽略了一些好的材料。
胡适之先生在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序上说：
校勘之学，无处不靠善本：必须有善本互校，方才可知谬误；必须依据善本，方才可以改正谬误；必须有古本的依据，方才可以证实所改的是非。……王念孙、段玉裁用他们过人的天才与功力，其最大的成就只是一种推理的校勘学而已。推理之最精者，往往可以补版本的不足，但校雠的本义在于用本子互勘，离开本子的搜求，而费精力于推敲，终不是校勘学的正轨。……推理的校勘，不过是校勘学的一个支流，其用力甚勤，而所得终甚微细。
当然，版本是作校勘的唯一的凭依。但是论衡这部书所保存的善本是这样少，要整理这部书，只靠版本是不够的。势必于版本之外，另找方法，即取证于本书、他书、类书、古书注的四种方法。
孙诒让在他的札序上说：
其正文字讹舛，或求之于本书，或旁证之它籍，及援引之类书，而以声音通转为其]键，故能发疑正读，奄若合符。
本书、它籍、类书，这是揭举校勘学在离开版本的凭借时的三大途径。陈援庵垣。先生元典章校补释例说得更详细。他举出校法有四：
一。对校法 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。遇不同之处，则注于其旁。
二。本校法 以本书前后互证，而抉摘其异同，则知其中之谬误。
三。他校法 以他书校本书，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，可以前人之书校之；有为后人所引用者，可以后人之书校之；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，可以同时之书校之。
四。理校法 段玉裁曰：「校书之难，非照本改字，不讹不漏之难，定其是非之难。」所谓理校法也。
遇无古本可据，或数本互异，而无所适从之时，则须用此法。
第一种对校法，是用两本相比，是最容易的工作。只要有相当的学力，就能判断「某本作某是对的」。第二种本校法，即孙氏所谓求之于本书。第三种他校法，即孙氏所谓旁证之它籍及援引之类书。有时凭据他书注的引用，也属于此法。第四种理校法，即胡先生所谓推理的校勘。
在没有古本凭依的时候，想对于某一部书，发现它的谬误，改正它的谬误，证实所改正的是非，用本校法和他校法，即取证于本书、它书、类书、古书注的四种方法，是有相当征实性的方法。因为它的客观性是与凭借版本差不多。如唐、宋人的类书或古书注的引用，就可大致的见到唐、宋时这部书的本子。胡先生告诉我说：「依据类书或古书注，也就大致等于依凭古本。」
取证于本书、他书、类书及古书注，这四种方法，在运用时，应当各有相当的精细和警戒，兹就本书举例于下：
一、取证本书的方法，是求本篇的上下文义，或把本篇与他篇作一种归纳的比较，找出他的句例常语，以相正。
例一――据上下文义
高祖诏叔孙通制作仪品，十六篇何在？而复定（仪）礼〔仪〕？谢短篇卷十二，第五六一页。
此谓礼经十六篇何在，而庸叔孙通再定仪品也。后汉书曹褒传论：「汉初朝制无文，叔孙通颇采礼经，参酌秦法，有救崩弊。先王容典，盖多阙矣。」张揖上广雅疏曰：「叔孙通撰制礼制，文不违古。」是仪品本于礼经，故仲任诘之曰时「十六篇何在」也。礼仪即谓仪品，司马迁传、刘歆移太常博士书、儒林传、礼乐志、本书率性篇并可证。此作「仪礼」，字误倒也。程树德汉律考，以「叔孙通制作仪品十六篇」为句，（前汉书礼乐志考证，齐召南读同。」则以「仪礼」为礼经，非也。据曹褒传，叔孙通所作，只十二篇，未云「十六」。且此文屡云「礼经十六篇」，则此「十六篇何在」五字为句，以指礼经，明矣。此句既谓礼经，则下句又云「仪礼」，于义难通。且礼经有仪礼之名，始见后汉书郑玄传，（吴丞仕经典释文序录讲疏谓始自晋书荀菘传。）仲任未及称也。
例二――本篇与他篇句例的比较
今鲁所获麟戴角，即后所见麟未必戴角也。如用鲁所获麟，求知世间之麟，则必不能知也。何则？毛羽骨角不合同也。假令不（合）同，或时似类，未必真是。讲瑞篇卷十六，页七二二。
「不同」当作「合同」，涉上文误也。此反承上文。仲任意：即有合同者，不过体貌相似，实性自别。下文即申此义。奇怪篇云：「空虚之象，不必实有。假令有之，或时熊罴先化为人，乃生二卿。」是应篇云：「屈轶之草，或时实有而虚言能指。假令能指，或时草性见人而动，则言能指。」句例正同。
例三――本篇与他篇常语的比较
占因将且入国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