亦必被他转。
口吻亦是投降。
做事的人多是先其大纲，其它节目可因则因，方是英雄手段。如王介甫大纲都不理会，却纤悉于细微之间，所以弊也。
神禹生洪水时，只治得洪水，便是大纲；伊尹、太公生桀、纣时，只伐了桀、纣便是大纲；介甫生宋世，只能尊宋攘辽、夏，便是大纲，如何说不理会大纲？纤悉于细微处，却不甚好。此下多有好识议，却不似朱子平日酸腐口吻，可惜好资性，误用了工夫也。
太祖时，枢密院一卷公案行遣得简径，毕竟英雄的人做事自别。
说来极似知治体者，为学何不做「三物」简径工夫？学孔子删修许多虚文而反增之耶？
秀才好立虚论事，太祖当时无秀才，全无许多闲说，只是今日何处看修器械，明日何处看习水战，又明日何处教阅，日日着实做，故事成。
朱子看秀才之害如许透快，而自己蹈其中；论太祖实做之利如许确真，而自己全不做；口明心不明，乃至此乎！朱子亦为人误耳。
问：「秦、汉以下无一人知讲学明理，所以无善治。」曰：「然。」
秦、汉无一人知讲学明理，苍生之幸也；早如宋家书生，早如两宋矣。人有知太极图、近思录与太宗之诗、字、真宗之天书同一伎俩者，则孔子既亡之学可复，尧、舜已绝之道可续矣。
气有盛衰，真宗时辽人直至澶州，旋又无事，亦是气正盛；靖康时直弄到这般田地，亦气衰故。
宋儒论事，只悬空闲说，不向着实处看。如真宗澶渊之役是一时将、相有人，未经周、程、欧、苏辈禅宗、训诂、文字坏士习，惑人心，六军还可用，高将军还敢斥呵文墨之人。至靖康时，人心风俗坏惑已甚，杨时得罢荆公配飨，汤、汪等蒙高宗，使宗汝霖、李伯纪壮志成灰，秦桧竟杀岳忠武；虽寇莱公、高将军复生，乌救灭亡哉！朱子却归之气盛、气衰；抑知天地之气，人心之气，皆若辈衰之乎！此理不明，乾坤无复振之日矣。
神宗初用富郑公，甚倾信，及论兵，郑公曰：「愿陛下二十年不可道着『用兵』二字。」神宗只要做，及至中朝倾覆，反思郑公之言，岂不为天下至论。
宋家时势，何容一日忘兵，弼乃曰「二十年口勿言兵」，真亡国之言。朱子称为「天下至论」，则朱子亦一弼也。盖书生自幼少耗其精神智慧于章句，迨中旬后便病弱，不能作一事，况行军事？自幼废却孔门兵、农、礼、乐时习旧法，全不曾着手，成断不能干济之身，遂坚就不欲干济之心；又不肯推服能者，而自小其大儒大言之架，遂轻之为弼，重之为桧，而天下事皆坏。不惟不做，而反忌人之做，一切说坏。呜呼！此局何日破，而圣人之道明，乾坤之气复哉！今世犹梦梦称富弼之相业，朱子之道学，真堪痛哭矣！
神宗极聪明，于天下事无不通晓，只因用介甫为相，遂误天下。使得一真儒而用之，那里得来？
神宗之所以度越两宋人主者，正因不用公辈真儒耳；若亦如公之所言，又何聪明通晓之有？
神宗事事留心，熙宁初修许多兵备。○熙宁作阵法，令将士读之，未厮杀时已被将官打得不成模样了。○神宗大故留心边事，自古人主何曾恁地留心？
只此三段，不惟超绝两宋，三代后不再见之贤君矣。为书生所乱，大业不终，使五百年苍生受祸。伤哉！○真英主。吾见通鉴一书生评云，「神宗昏庸」，何狂悖愚谬之甚也！
哲宗惜先帝旧卓，宣仁大恸。又，刘挚尝奏君子、小人之名，欲宣仁常常喻哲宗知之。
哲宗惜先帝一旧卓，岂非孝子乎？宣仁遽大恸，何也？刘挚辈之人臣，晦庵辈之儒生，皆与老妇同心，凡经理两边之机芽亦不许动，哀哉！坏人心，灭天理，真有甚于杨、墨者矣。其如此局何哉！
徽宗召上蔡。
徽宗召上蔡，聘龟山，即知其为亡国之君矣；高宗相秦桧，用游定夫、胡康侯于要地，如出一辙，谁知其谬哉？
蔡京谋取皇阝、鄯，费四千万缗。
蔡京谋取皇阝、鄯，费四千万缗，何特笔标记也？朱门所恶也。蔡相之取皇阝、鄯，以其地自汉、唐来久为中国地也，以其为夏人肩臂也。复中国之地，断敌人之臂，大义也，大略也；即时势不宜，举措不当，总之为取人地而费也，而朱子恶之，必着其縻费之罪。宋家韩、马诸相，以至于亡，岁币两虏，正额一百二十五万五千；加以庆吊、聘问、输供，且贿赂其近幸权要，见诸野史遗文，辄言「更十余倍」，且岁岁遗之，此何名乎？何啻千百倍乎？朱子何不特笔标出也？是又轻侮鹏举，尊称秦桧之比例也。
钦宗无刚健勇决之操，纔说着用兵，便恐惧。
宋家君臣、道学、史官通病也，只道学还时而说体面话耳。
广问：「汉、唐来惟本朝臣下最难做事，故议论胜而功名少。」曰：「议论胜亦自仁庙，熙、丰耳；若太祖时亦不过论当时欲行之事耳，无许多闲言语也。」
艺祖立国，已非做事之君。至后世又添出道学、文人两派，不能做一事，专能阻人做。
言及靖康之祸，曰：庆历、元佑间只是共相扶持，不敢做事，不敢动，被人侮也只忍受，不敢与较，方得天下稍宁；积而至于靖康，一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