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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平日未尝为流俗所攻，攻者却是读语录精义者。程士南最攻道学，人或语之以某，程云：“道学如陆某，无可攻者。”
某读书只看古注，圣人之言自明白。且如“弟子入则孝，出则弟”，是分明说与你入便孝，出便弟，何须得传注？学者疲精神于此，是以担子越重。到某这里，只是与他减担，只此便是格物。
读介甫书，见其凡事归之法度，此是介甫败坏天下处。尧舜三代虽有法度，亦何尝专恃此。又未知户马、青苗等法果合尧舜三代否。
祖宗之法自有当变者，使其所变果善，何嫌于同？
惟韩魏公论青苗法云“将欲利民，反以害民”甚切当。
或言介甫不当言利。夫《周官》一书，理财者居半，冢宰制国用，理财正辞。古人何尝不理会利？但恐三司等事，非古人所谓利耳。
或曰：“介甫比商鞅如何？”先生云：“商鞅是脚踏实地，他亦不问王霸，只要成事，却是先定规模。介甫慕尧舜三代之名，不曾踏得实处，故所成者，王不成，霸不就。本原皆因不能格物，模索形似，便以为尧舜三代如此而已。”
伯敏云：“目今未尝敢废防闲。”先生云：“如何样防闲？”伯敏云：“为其所当为。”先生云：“虽圣人不过如是。”
邵尧夫诗云：“当锻炼时分劲挺，到磨砻处发光辉。”磨砻锻炼，方得此理明，如川之增，如木之茂，自然日进无已。
今吾友死守定，如何会为所当为？
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、笃行，博学在先，力行在后。吾友未博学，焉知所行者是为当，是为不当？
防闲，古人亦有之，但他底防闲与吾友别。吾友是硬把捉。告子硬把捉，直到不动心，岂非难事？只是依旧不是。
某平日与兄说话，从天而下，从肝肺中流出，是自家有底物事，何尝硬把捉？
伯敏云：“如何立？”先生云：“立是你立，却问我如何立。若立得住，何须把捉？”
孔门唯颜曾传道，他未有闻。盖颜曾从里面出来，他人外面入去。今所传者乃子夏子张之徒外入之学。
伯敏云：“近日别事不管，只理会我亦有适意时。”先生云：“此便是学问根源也。若能无懈怠，暗室屋漏亦如此，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，何患不成？故云‘君子以自昭明德’。”
在我者既尽，亦自不能掩。今之学者，只有心于枝叶，不求实处。
心只是一个心，某之心，吾友之心，上而千百载圣贤之心，下而千百载复有一圣贤，其心亦只如此。心之体甚大，能尽我之心，便与天同。为学只是理会此。
“诚者自成也，而道自道也”，何尝腾口说？
伯敏云：“如何是尽心？性、才、心、情如何分别？”先生云：“如吾友此言又是枝叶。虽然，此非吾友之过，盖举世之弊。今之学者读书，只是解字，更不求血脉。且如情、性、心、才，都只是一般物事，言偶不同耳。”伯敏云：“莫是同出而异名否？”先生曰：“不须说得，说着便不是，将来只是腾口说，为人不为己。若理会得自家实处，他日自明。若必欲说时，则在天者为性，在人者为心，此盖随吾友而言，其实不须如此。只是要尽去为心之累，如吾友适意时，即今便是。”
“以为未尝有材焉”，“此岂山之性也哉”，“此岂人之情也哉”，是偶然说及，初不须分别。
只与理会实处，就心上理会。
圣贤急于教人，故以情、以性、以心、以才说与人，如何泥得？若老兄与别人说，定是说如何样是心，如何样是性、情与才。如此分明说得好，划地不干我事，须是血脉骨髓理会实处始得。凡读书，皆如此。
当吾友适意时，别事不理会时，便是“浩然”，“养而无害，则塞乎天地之间”，“是集义所生者，非义袭而取之也”。
告子之意：“不得于言，勿求于心”，是外面硬把捉的。要之亦是孔门别派，将来也会成，只是终不自然。孟子出于子思，则是涵养成就者，故曰“是集义所生者”。
集义只是积善，“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”，若行事不当于心，如何得浩然？
天之予我者，其初未尝不同。如“未尝有才焉”之类，皆以谓才乃圣贤所有，我之所无，不敢承当着。故孟子曰此乃人人所有，自为斧斤所害，所以沦胥为禽兽。若能涵养此心，便是圣贤。
读《孟子》，须当理会他所以立言之意。血脉不明，沉溺章句何益？
伯敏呈所编《语录》，先生云：“编得也是，但言语微有病，不可以示人，自存之可也。兼一时说话有不必录者。盖急于晓人或未能一一无病。”
人谓某不教人读书，如敏求前日来问某手处，某教他读《旅獒》、《太甲》、《告子》“牛山之木”以下，何尝不读书来？只是比他人读得别些子。
包扬显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