便以为尧舜三代如此而已。」
伯敏云：「目今未尝敢废防闲。」先生云：「如何样防闲？」伯敏云：「为其所当为。」先生云：「虽圣人不过如是。」
邵尧夫诗云：「当锻炼时分劲挺，到磨砻处发光辉。」磨砻锻炼，方得此理明，如川之增，如木之茂，自然日进无已。
今吾友死守定，如何会为所当为？
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、笃行，博学在先，力行在后。吾友未博学，焉知所行者是为当，是为不当？
防闲，古人亦有之，但他底防闲与吾友别。吾友是硬把捉。告子硬把捉，直到不动心，岂非难事？只是依旧不是。
某平日与兄说话，从天而下，从肝肺中流出，是自家有底物事，何尝硬把捉？
伯敏云：「如何立？」先生云：「立是你立，却问我如何立。若立得住，何须把捉？」
孔门唯颜曾传道，他未有闻。盖颜曾从里面出来，他人外面入去。今所传者乃子夏子张之徒外入之学。
伯敏云：「近日别事不管，只理会我亦有适意时。」先生云：「此便是学问根源也。若能无懈怠，暗室屋漏亦如此，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，何患不成？故云‘君子以自昭明德'。」
在我者既尽，亦自不能掩。今之学者，只有心于枝叶，不求实处。
心只是一个心，某之心，吾友之心，上而千百载圣贤之心，下而千百载复有一圣贤，其心亦只如此。心之体甚大，能尽我之心，便与天同。为学只是理会此。
「诚者自成也，而道自道也」，何尝腾口说？
伯敏云：「如何是尽心？性、才、心、情如何分别？」先生云：「如吾友此言又是枝叶。虽然，此非吾友之过，盖举世之弊。今之学者读书，只是解字，更不求血脉。且如情、性、心、才，都只是一般物事，言偶不同耳。」伯敏云：「莫是同出而异名否？」先生曰：「不须说得，说着便不是，将来只是腾口说，为人不为己。若理会得自家实处，他日自明。若必欲说时，则在天者为性，在人者为心，此盖随吾友而言，其实不须如此。只是要尽去为心之累，如吾友适意时，即今便是。」
「以为未尝有材焉」，「此岂山之性也哉」，「此岂人之情也哉」，是偶然说及，初不须分别。
只与理会实处，就心上理会。
圣贤急于教人，故以情、以性、以心、以才说与人，如何泥得？若老兄与别人说，定是说如何样是心，如何样是性、情与才。如此分明说得好，划地不干我事，须是血脉骨髓理会实处始得。凡读书，皆如此。
当吾友适意时，别事不理会时，便是「浩然」，「养而无害，则塞乎天地之间」，「是集义所生者，非义袭而取之也」。
告子之意：「不得于言，勿求于心」，是外面硬把捉的。要之亦是孔门别派，将来也会成，只是终不自然。孟子出于子思，则是涵养成就者，故曰「是集义所生者」。
集义只是积善，「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」，若行事不当于心，如何得浩然？
天之予我者，其初未尝不同。如「未尝有才焉」之类，皆以谓才乃圣贤所有，我之所无，不敢承当着。故孟子曰此乃人人所有，自为斧斤所害，所以沦胥为禽兽。若能涵养此心，便是圣贤。
读《孟子》，须当理会他所以立言之意。血脉不明，沉溺章句何益？
伯敏呈所编《语录》，先生云：「编得也是，但言语微有病，不可以示人，自存之可也。兼一时说话有不必录者。盖急于晓人或未能一一无病。」
人谓某不教人读书，如敏求前日来问某手处，某教他读《旅獒》、《太甲》、《告子》「牛山之木」以下，何尝不读书来？只是比他人读得别些子。
包扬显道所录
一实了，万虚皆碎。
存养是主人，检敛是奴仆。
上是天，下是地，人居其间，须是做得人，方不枉。
须是有智识，然后有志愿。
今人如何便解有志？须先有智识始得。
人当先理会所以为人，深思痛省。枉自汩没，虚过日月。朋友讲学，未说到这里，若不知人之所以为人，而与之讲学，遗其大而言其细，便是放饭流羹而问无齿决。
古之君子，知固贵于博，然知尽天下事，只是此理。
要当轩昂奋发，莫恁地沉埋在卑陋凡下处。
志于声色利达者固是小；巢摸人言语的与他一般是小。
自得、自成、自道，不倚师友载籍。
问：「颜鲁公又不曾学，如何死节如此好？」曰：「便是今人将学、将道看得太过了，人皆有秉彝。」
人精神在外，至死也劳攘，须收拾作主宰。收拾得精神在内时，当恻隐即恻隐，当羞恶即羞恶。谁欺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