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者，皆以卜筮言也。朱子本义，无非因卜筮而发明其义理以示人，如所谓语子惟孝、语臣惟忠、必中必正、乃吉乃亨者是也，则义理与卜筮岂可岐而二之哉。若专论义理而不本卜筮，则必流于王弼之祖尚清虚；若专谈卜筮而不根义理，则为巫史之妄谈祸福矣。岂圣贤著述之意哉？观于左传所载穆姜占艮之随，而论元亨利贞之义；子服惠伯论南蒯占坤之黄裳，而谓忠信之事则可，不然必败。是易之不可以占险，岂有不孝不弟为奸为盗而有卜筮大吉之理乎？春秋首止之会，周惠王将以私爱易嫡，齐桓公合诸侯以定世子，夫子则许之；郑文公奉王命而不与盟，夫子则责之。是皆以道不以位也。道之公，所以匡其位之有不公者也。
舍象数而求理，则未免沦于虚无；泥象数而不求理，则未免淫于术数。惟不泥于象数，而亦不离乎象数，斯可以言易矣。
朱子语类一书，虽出门人所记，不敢谓其字字句句皆无差误，而其中所载大而天地鬼神之奥，小而一事一物之宜，凡所以穷理修身应事接物、与夫治国平天下之道，靡所不备，大有功于后学。
圣人之道与天地并，而六经之作所以载道是也。若易以顺性命之理，书以记政事之实，诗以理性情之正，春秋以示禁戒之严，礼以正行，乐以和心，皆切于日用，不可以一日废也。人能诵是经而有得焉，则可以修身，可以齐家，可以治国平天下，无所施而不当矣。
或谓：纲目书法，谓莽操懿裕杨坚皆同簒弑，而有书莽、书主、书帝之异；贾充杨素李绩李林甫罪恶百倍，扬雄而书死、书卒不同。而为朱子之失？先生曰：郑庄公之子忽为世子，而突乃庶子，皆由祭仲而立。春秋于忽止书世子，而突书郑伯；晋献公之子奚齐、卓子皆为里克所弑，而春秋一书杀其君之子，一书弑。其例不同，圣笔予夺固有深意，则纲目之书莽书帝书主，亦必有谓，岂可以一例裁之乎？彼充素与绩林甫皆无状小人，不足责，而雄乃好古乐道、以儒名者，乃亦如是，则纲目书死，岂非春秋责备贤者之意乎。
秉史笔者，当以是非论，不当以成败论。以成败论人，天下无全人矣。成帝时以大将军王凤以帝舅擅权用事，京兆尹王章言凤诬罔不忠不可任用，宜便选忠贤。成帝悦其言而不能用，遂为凤所陷以死。班孟坚议章不量轻重，然则循黙充位全躯保妻子之臣，乃为能量轻重者乎。
东莱为文公作白鹿洞记，文公与之商订可否，三数徃复而后定。古人相切磋有如是者。
黄仲昭纂修闽志，所立义例最为精当，无可议者。但事目中先后次第，有不以类相从者，如水利乃陂堰井塘之类，而列于坑场土产之中；恤政一条杂于陵墓古迹之间，俱似未当。又人物类流寓，乃名人贤士；方伎虽小道，亦各有用于世者。不当次于神异仙释之后也。凡若此类，更须详定为佳。
世之传人物者，徃徃有取于竒节伟行以惊世动俗；而于庸行之善者，则以为常事，不书而悦于茍难，殆非圣人中庸之教也。若曾子固以洪渥所存人人所易到而载之，得非有见于是邪。
昔曺子建制谯楼畵角三弄之曲，初弄曰为君难为臣亦难难又难，次弄曰创业难守成亦难难又难，三弄曰起家难保家亦难难又难。词皆悲壮激切，使有国有家者闻而知之，必将惕厉于心，进而徳修而业，终日干干，弗敢一息自暇自逸。后克艰厥后，臣克艰厥臣，而天下国家无难治者矣。
蒙古氏之有天下也，治率不师古礼乐刑政，无足称述。独文章一脉，代有作者，未尝絶响。若虞伯生、范徳机、杨仲弘、揭曼硕、欧阳原功、马伯庸、萨天锡，暨吾乡黄晋卿、柳道传诸人，各以其诗文鸣，莫不涵淳茹和，出入汉唐。郁乎彬彬，何其盛也。
吾廷介问先生何所著述，先生曰：不敢著述，欲将朱子语类及文集所载，纂辑成书，以发明四书经传注。但力未及，况秀才又都习举业，因无能相助用此功者。董遵适又出仕矣。
谱者一家之史也。国有史则其君之明暗、臣之忠邪、政之是非得失，善可法恶可戒，昭昭于后世。族有谱，则自大宗以及小宗，其人之贤愚贵贱贫富，一览具见，虽不若史氏之褒善贬恶，而劝惩之意固未始不存乎其间也。
圣人在上，则以其道行赏罚于天下，而立一时之政治；圣人在下，则以其道寓赏罚于笔削，而立万世之政治。先王之世，五服以命有徳，五刑以讨有罪，此赏罚之赏罚也。夫子作春秋，荣华衮于一字之褒，凛鈇钺于片言之贬，是乃不赏之赏不罚之罚也。赏罚之权，仅可施诸其身；而春秋之赏罚，则其身虽死，而不得逃焉。赏罚之权，仅能劝惩于一时；而春秋之赏罚，则足以劝惩于千百世之久。夫子虽穷不得位，其功顾不大于有位者欤！天下之不能有君子而无小人，犹造化之不能有阳而无阴也，故圣人作易于阳，则引翼之扶持之，惟恐其不盛；于阴则排摈之抑遏之，惟恐其或盛。凡易之所谓吉所谓亨所谓利者，必多阳也，否则阴之比阳应阳从阳而得正者也；其所谓凶所谓悔所谓吝者，必多阴也，否则阳之比阴从阴应阴而失正者也。故曰：圣人之情见乎辞。圣人之情何情也？扶阳抑阴之情也。扶阳固为君子谋，而抑阴未必不为小人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