晋献公欲废太子申生，立奚齐，荀息便谓『君命立之，臣安敢贰』？略不能谏君以义，此大段不是。里克丕郑谓『从君之义，不从君之惑』，所见甚正，只是后来却做不彻。」曰：「他倒了处，便在那中立上。天下无中立之事，自家若排得他退，便用排退他；若柰何他不得，便用自死。今骊姬一许他中立，他事便了，便是他只要求生避祸。正如隋高祖篡周，韦孝宽初甚不能平，一见众人被杀，便去降他，反教他添做几件不好底事。看史到此，使人气闷。」或曰：「看荀息亦有不是处。」曰：「全然不是，岂止有不是处？只是办得一死，亦是难事。」文蔚曰：「里克当献公在时，不能极力理会；及献公死后，却杀奚齐，此亦未是。」曰：「这般事便是难说。献公在日，与他说不听，又怎生柰何得他？后来亦用理会，只是不合杀了他。」
吴楚盟会不书王，恐是吴楚当时虽自称王于其国，至与诸侯盟会，则未必称也。二十一年。
诸侯灭国，未尝书名。「卫侯毁灭邢」，说者以为灭同姓之故。今经文只隔「夏四月癸酉」一句，便书「卫侯毁」卒，恐是因而传写之误，亦未可知。又曰：「鲁君书『薨』，外诸侯书『卒』。刘原父答温公书，谓『薨』者，臣子之词。温公亦以为然。以『卒』为贬词者，恐亦非是。」二十五年。
臧文仲废六关，若以为不知利害而轻废，则但可言不知。所以言「不仁」者，必有私意害民之事。但古事既远，不可考耳。有言：「臧文仲知征之为害而去之，遂并无以识察奸伪，故先生云然。」文二年。
僖公成风，与东晋简文帝郑太后一也，皆所以着妾母之义。至本朝真宗既崩，始以王后并配。当时群臣亦尝争之，为其创见也。后来遂以为常，此礼于是乎紊矣。四年。
胡氏春秋，文八年记公孙敖事云：「色出于性，淫出于」其说原于上蔡，此殊分得不是。大凡出于人身上道理，固皆是性。色固性也，然不能节之以礼，制之以义，便是恶。故孟子于此只云「君子不谓性也」，其语便自无病。又曰：「李先生尝论公孙敖事，只如京师不至而复，便是大不恭。鲁亦不再使人往，便是罪。如此解之，于经文甚当，盖经初无从己氏之说。」人杰录云：「胡氏只贬他从己氏之经文元不及此事。」八年。
「遂以夫人姜氏至自齐」，恐是当时史官所书如此。盖为如今鲁史不存，无以知何者是旧文，何者是圣人笔削，怎见得圣人之意？宣元年。
晋「骊姬之乱，诅无畜群公子，自是晋无公族」，而以卿为公室大夫，这个便是六卿分晋之渐。始骊姬谋逐群公子，欲立奚齐卓子尔。后来遂以为例，则疑六卿之阴谋也。然亦不可晓。三年。
植因举楚人「卒偏之两」，乃一百七十五人。曰：「一广有百七十五人，二广计三百五十。楚分为左、右广，前后更番。」十二年。
宣公十五年，「公孙归父会楚子于宋。夏五月，宋人及楚人平」。春秋之责宋郑，正以其叛中国而从夷狄尔。中间讳言此事，故学者不敢正言，今犹守之而不变，此不知时务之过也。罪其贰霸，亦非是。春秋岂率天下诸侯以从三王之罪人哉！特罪其叛中国耳。此章，先生亲具章浦县学课簿。
先生问人杰：「记左传分谤事否？」人杰以韩献子将杀人，郄献子驰救不及，使速以徇对。先生曰：「近世士大夫多是如此，只要徇人情。如荀林父邲之役，先縠违命而济，乃谓『与其专罪，六人同之』，是何等见识！当时为林父者，只合按兵不动，召先縠而诛之。」人杰曰：「若如此，岂止全军，虽进而救郑可也。」因问：「韩厥杀人事，在郄克只得如此。」曰：「既欲驰救，则杀之未得为是。然这事却且莫管。」因云：「当时楚孙叔敖不欲战，伍参争之。若事有合争处，须当力争，不可苟徇人情也。」成二年。
问：「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』，中是气否？」曰：「中是理，理便是仁义礼智，曷常有形象来？凡无形者谓之理，若气，则谓之生也。清者是气，浊者是形。气是魂，谓之精；血是魄，谓之质。所谓『精气为物』，须是此两个相交感，便能成物；『游魂为变』，所禀之气至此已尽，魂升于天，魄降于地。阳者，气也，魂也，归于天；阴者，质也，魄也，降于地，谓之死也。知生则便知死，只是此理。夫子告子路，非是拒之，是先后节次如此也。」因说：「鬼神者，造化之迹。且如起风做雨，震雷闪电，花生花结，非有神而何？自不察耳。才见说鬼事，便以为怪。世间自有个道理如此，不可谓无，特非造化之正耳。此得阴阳不正之气，不须惊惑。所以夫子『不语怪』，以其明有此事，特不语耳。南轩说无，便不是了。」成十三年。
胡解「晋弒其君州蒲」一段，意不分明，似是为栾书出脱。曾问胡伯逢，伯逢曰：「厉公无道，但当废之。」十八年。
因问：「胡氏传栾书弒晋厉公事，其意若许栾书之弒，何也？」曰：「旧亦尝疑之，后见文定之甥范伯达而问焉。伯达曰：『文定之意，盖以为栾书执国之政，而厉公无道如此，亦不得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