『春秋谨严』，便没理会。或只是鲁乱已甚，后来季友立得僖公，再整顿得个社稷起，有此大功，故取之，与取管仲意同。然季子罪恶与庆父一般，春秋若褒之，则此一经乃沦三纲、斁九法之书尔！当时公子牙无罪，又用药毒杀了。季子赐族，此亦只是时君恩意，如秦呼吕不韦作『尚父』耳。」正淳曰：「季子虽来归，亦有放走庆父之罪。」曰：「放走庆父罪小，它自身上罪大，亦治庆父不得。」[莹田-玉]录云：「『春秋书「季子来归」，不知夫子何故取季友？恐只是如取管仲之意，但以其后来有功社稷，所以更不论其已前罪』正淳曰：『说者谓是国人喜季子之来，望其讨庆父之罪，故春秋因如此书之。及后来不能治庆父，则季子之可贬者亦可见矣。』曰：『季子之罪，不在放走了庆父，先已自有罪过了！』」
问季友之为人。曰：「此人亦多可疑。诸家都言季友『来归』，为圣人美之之辞。据某看此一句，正是圣人着季氏所以专国为祸之基。又，『成风闻季氏之繇，乃事之』。左氏记此数句，亦有说话。成风没巴鼻，事他则甚？据某看，此等人皆鲁国之贼耳！」又问子家子。曰：「它却是忠于昭公。只是也无计划，不过只欲劝昭公且泯默含垢受辱，因季氏之来请而归鲁耳。昭公所以不归，必是要逐季氏而后归也。当时列国之大夫，如晋之栾，鲁之季氏，郑之伯有之徒，国国皆然。二百四十二年，真所谓五浊恶世，不成世界！孔子说：『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！』不知如何地做？从何处做起？某实晓不得。」或曰：「相鲁可见。」曰：「他合下只说得季威子透，威子事事信之，所以做得。及后来被公敛处父一说破了，威子便不信之，孔子遂做不得矣。孟子说五年七年可『为政于天下』，不知如何做，孔子不甚说出来。孟子自担负不浅，不知怎生做也。」
「『季子来归』，如『高子来盟』、『齐仲孙来』之类。当时鲁国内乱，得一季子归国，则国人皆有慰望之意，故鲁史喜而书之。夫子直书史家之辞。其实季子无状，观于成风事之可见。一书『季子来归』，而季氏得政，权去公室之渐，皆由此起矣。」问：「鲁君弒而书『薨』，如何？」曰：「如晋史书赵盾弒君，齐史书崔杼弒君，鲁却不然，盖恐是周公之垂法，史书之旧章。韩宣子所谓周礼在鲁者，亦其一事也。」问诸侯书「卒」。曰：「刘道原尝言之，此固当书『卒』。」问：「鲁君书『薨』，而诸侯书『卒』；内大夫卒，而略外大夫，只是别内外之辞。」曰：「固是。且如今虏主死，其国必来告哀，史官必书虏主之死。若虏中宰相大臣，彼亦不告，此亦必不书之也。但书『王猛』，又书『王子猛』，皆不可晓。所谓『天子未除丧曰「予小子」，生名之，死亦名之』，此乃据春秋例以为之说耳。」
「齐桓公较正当，只得一番出伐。管仲亦不见出，有事时只是遣人出整顿。春秋每称『齐人』。左传上全不曾载许多事，却载之于国语，及出孟子。吕丈言，左传不欲见桓公许多不美处，要为桓公管仲全之。孟子所载桓公，亦自犯了，故皆不载。」曰：「左氏有许多意思时，却是春秋。左氏亦不如此回互，只是有便载，无便不载。说得意思回互如此，岂不教坏了人！晋文公诡谲，如侵曹，伐卫，皆是当时出时不礼之私，却只名谓『治其从楚』。如书『晋侯伐卫』，辞意可见。又书『楚人救卫』，如书『救』，皆是美意。中国之诸侯，晋以私伐之，乃反使楚人来救！如『晋侯侵曹』，『晋侯伐卫』，『楚人救卫』，其辞皆圣人笔削，要来此处看义理。今人作春秋义，都只是论利害。晋侯侵伐皆自出。」僖四年。
问：「齐侯侵蔡，亦以私，如何？」曰：「齐谋伐楚已在前。本是伐楚，特因以侵蔡耳，非素谋也。」问：「国语左传皆是左氏编，何故载齐桓公于国语，而不载于左传？」曰：「不知二书作之先后。温公言先作国语，次作传。又有一相识言，先左传，次国语，国语较老如左传。后看之，似然。」
昔尝闻长上言，齐威公伐楚，不责以僭王之罪者，盖威公每事持重，不是一个率然不思后手者。当时楚甚强大，僭王已非一日。威公若以此问之，只宜楚即服罪；不然，齐岂遽保其必胜楚哉？及闻先生言及，亦以为然。
春秋书「会王世子」，与齐威公也。五年。
晋里克事，只以春秋所书，未见其是非。国语载骊姬阴托里克之妻，其后里克守不定，遂有中立之说。他当时只难里克，里克若不变，太子可安。由是观之，里克之罪明矣。后来杀奚齐卓子，亦自快国人之意，且与申生伸冤。如春秋所书，多有不可晓。如里克等事，只当时人已自不知孰是孰非，况后世乎？如蔡人杀陈佗，都不曾有陈佗弒君踪迹。「会王世子」，却是威公做得好。九年。
或问：「春秋书『晋杀其大夫荀息』，是取他否？」曰：「荀息亦未见有可取者，但始终一节，死君之难，亦可取耳。后又书『晋杀其大夫里克』者，不以弒君之罪讨之也。然克之罪则在中立。今左传中却不见其事，国语中所载甚详。」十年。
问：「里克丕郑荀息三人，当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