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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语首云：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！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！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！」终云：「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也。」此深有意。盖学者所以学为君子者，不知命则做君子不成。死生自有定命，若合死于水火，须在水火里死；合死于刀兵，须在刀兵里死，看如何逃不得。此说虽甚粗，然所谓知命者，不过如此。若这里信不及，才见利便趋，见害便避，如何得成君子！
朱子语类卷第五十一
孟子一
题辞
陈丈言：「孟子，赵岐所记者，却做得好。」曰：「做得絮气闷人。东汉文章皆如此。」
解书难得分晓。赵岐孟子，拙而不明；王弼周易，巧而不明。
梁惠王上
孟子见梁惠王章
希真说孟子对梁惠王以仁义章。曰：「凡事不可先有个利心，才说着利，必害于义。圣人做处，只向义边做。然义未尝不利，但不可先说道利，不可先有求利之心。盖缘本来道理只有一个仁义，更无别物事。义是事事合宜。」
说义利处，曰：「圣贤之言，所以要辨别教分明。但只要向义边一直去，更不通思量第二着。才说义，乃所以为利。固是义有大利存焉，若行义时便说道有利，则此心只邪向那边去。固是「未有仁而遗其亲，未有义而后其君。」。纔于为仁时，便说要不遗其亲；为义时，便说要不后其君，则是先有心于为利。圣贤要人止向一路做去，不要做这一边，又思量那一边。仲舒所以分明说「不谋其利，不计其功」。
孟子大纲都剖析得分明。如说义利等处，如答宋牼处，见得事只有个是非，不通去说利害。看来惟是孟子说得斩钉截铁。
正淳问：「『仁者，心之德，爱之理。义者，心之制，事之宜。』德与理俱以体言，制与宜俱以用言否？」曰：「『心之德』是浑沦说，『爱之理』方说到亲切处。『心之制』却是说义之体，程子所谓『处物为义』是也。扬雄言『义以宜之』，韩愈言『行而宜之之谓义』。若只以义为宜，则义有在外意。须如程子言『处物为义』，则是处物者在心，而非外也。」又云：「大概说道理只浑沦说，又使人无捉摸处；若要说得亲切，又却局促有病。如伊川说『仁者，天下之公，善之本也』，说得浑沦开阔无病。知言说理是要亲切，所以多病。」
或问：「『心之德，爱之理』，以体言；『心之制，事之宜』，以用言？」曰：「也不是如此。义亦只得如此说。『事之宜』虽若在外，然所以制其义，则在心也。程子曰：『处物为义。』非此一句，则后人恐未免有义外之见。如『义者事之宜』，『事得其宜之谓义』，皆说得未分晓。盖物之宜虽在外，而所以处之使得其宜者，则在内也。」曰：「仁言『心之德』，便见得可包四者。义言『心之制』，却只是说义而已。」曰：「然。程子说『仁者，天下之公，善之本也』固是好。然说得太浑沦，只恐人理会不得。大抵说得宽广，自然不受指点。若说得亲切，又觉得意思局促，不免有病。知言则是要说得亲切，而不免有病者也。」又曰：「也须说教亲切。」因言：「汉唐诸人说义理，只与说梦相似，至程先生兄弟方始说得分明。唐人只有退之说得近旁，然也只似说梦。但不知所谓刘迅者如何。」曰：「迅是知几之子。据本传说，迅尝注释六经，以为举世无可语者，故尽焚之。」曰：「想只是他理会不得。若是理会得，自是着说与人。」
至问：「『心之德』，是就专言之统体上说；『爱之理』，是就偏言之一体上说，虽言其体，而用未尝不包在其中。『心之制』，是说义之主于中；『事之宜』，是说义之形于外，合内外而言之也。」曰：「『心之制』，亦是就义之全体处说。『事之宜』，是就千条万绪各有所宜处说。『事之宜』，亦非是就在外之事说。看甚么事来，这里面便有个宜处，这便是义。」又举伊川曰：「在物为理，处物为义。」又曰：「义似一柄利刀，看甚物来，皆割得去。非是刀之割物处是义，只这刀便是义。」时举录略，别出。
至之问「义者，心之制，事之宜」。曰：「『事之宜』，也是说在外底『事之宜』。但我才见个事来，便知这个事合恁地处，此便是『事之宜』也。义如刀相似，其锋可以割制他物，才到面前，便割将去。然锋与刀，则初未尝相离也。」
「义者，心之制，事之宜」。所谓事之宜，方是指那事物当然之理，未说到处置合宜处也。
问：「『心之制』，是裁制？」曰：「是裁制。」问：「莫是以制其心？」曰：「心自有这制。心自是有制。制如快利刀斧，事来劈将去，可底从这一边去，不可底从那一边去。」
梁惠王问利国，便是为己，只管自家国，不管他人国。义利之分，其争毫厘。范氏只为说不到圣贤地位上，盖「义者，利之和也」。集义。
王立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