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伏生口传二十八篇。又河内女子得《泰誓》一篇献之。
《书序》为刘歆伪作，另篇辨之。伏生所传仅二十八篇，当时以比二十八宿，并后得之《泰誓》乃为二十九篇，《史记》《汉书儒林传》皆未分明，唯此志最得其实。陆德明《经典释文序录》不考伏生所传篇数，误会班、马，则并后得以为三十篇，可笑甚矣。
伏生作《尚书传》四十一篇，以授同郡张生，张生授千乘欧阳生，欧阳生授同郡儿宽，宽授欧阳生之子，世世传之，至曾孙欧阳高，谓之《尚书》欧阳之学。又有夏侯都尉，受业于张生，以授族子始昌，始昌传族子胜，为大夏侯之学。胜传从子建，别为小夏侯之学。故有欧阳、大小夏侯三家并立，讫汉东京，相传不绝，而欧阳最盛。初，汉武帝时，鲁共王坏孔子旧宅，得其末孙惠所藏之书，字皆古文。孔安国以今文校之，得二十五篇。其《泰誓》与河内女子所献不同。又济南伏生所诵，有五篇相合。安国并依古文开其篇第，以隶古字写之，合成五十八篇。其余篇简错乱，不可复读，并送之官府。安国又为五十八篇作传，会巫蛊事起，不得奏上，私传其业于都尉朝，朝授胶东庸生，谓之《尚书古文》之学，而未得立。后汉扶风杜林传《古文尚书》，同郡贾逵为之作训，马融作传，郑玄亦为之注。然其所传唯二十九篇，又杂以今文，非孔旧本，自余绝无师说。
辨皆见前。
晋世秘府所存，有《古文尚书》经文，今无有传者。及永嘉之乱，欧阳、大小夏侯《尚书》并亡。
诸经多亡于永嘉之乱，然自欧阳、大小夏侯既亡，古文十六篇亦不传，则是《尚书》真伪俱亡。《晋书》荀崧疏，谓「自丧乱以来，儒学尤寡，今处学则阙朝廷之秀，仕朝则废儒学之俊。」然晋人戎狄之乱华犹少，老、庄之灭学最深，故暴秦焚、坑，而犹有伏、申、辕固、韩婴、高堂、胡、董之师传；典午沦坠，则并韦逞之母，不可多得矣。士不悦学之祸，其患乃过王者之焚，岂不烈哉！刘歆古文亡于何日，实不可考。阎氏《古文尚书疏证》据此以为亡于永嘉之世，于是梅赜得因隙以献之。然《晋书荀崧传》，崧疏称武帝时置博士已有孔氏，则是伪《孔传》已行于西晋。盖王肃伪为《古文书》以夺郑学，以外祖之故，武帝尊之，为立博士，此文足据。至永嘉乱后，梅赜复献之耳，非始于梅赜。刘歆古文之亡于永嘉，疑或然也。
济南伏生之传，唯刘向父子所著《五行传》是其本法，而又多乖戾。
向则伏生之学，歆则反是，《五行传》具在，今可覆按。「乖戾」即由于此，作志者自不知耳。
至东晋，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安国之《传》，奏之，时又阙《舜典》一篇。齐建武中，吴姚兴方于大{舟行}市得其书，奏上，比马、郑所注多二十八字，于是始列国学。梁、陈所讲有孔、郑二家，齐代唯传郑义。至隋，孔、郑并行，而郑氏甚微。自余所存，无复师说。又有《尚书逸篇》出于齐、梁之间，考其篇目似孔壁中《书》之残缺者，故附《尚书》之末。
梅赜所献之伪古文，国朝阎氏若璩《古文尚书疏证》攻难不遗。然伪古文实出王肃，唯肃之学乃能为之。肃既伪《书》，又伪《家语》以证之，与刘歆同一心法。武帝时立学官，梅赜不过再献之，如陈元、韩歆请立《左氏》之类。此志谓东晋「梅赜始得」，「齐建武中列国学」，殆未为确也。独晋世秘府既有古文，郑注又复行世，逸篇尚见于齐、梁间，篇目同十六篇之旧，则真伪易见，何无人据《汉书艺文志》十六篇之说以折之？亦可异事也。然古文亦为伪作，则王肃之书为伪中之伪。于今梅、阎、惠、江、王、孙数家之书彰彰大行，童学皆知，此不复及。
《诗》者，所以导达心灵，歌咏情志也。故曰「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」。上古人淳俗朴，情志未惑。其后君尊于上，臣卑于下，面称为谄，目谏为谤，故诵美讥恶，以讽刺之。初但歌咏而已，后之君子因被管弦，以存劝戒。夏、殷已上，诗多不存。周氏始自后稷，而公刘克笃前烈，太王肇基王迹，文王光昭前绪，武王克平殷乱，成王、周公化至太平，诵美盛德，踵武相继。幽、厉板荡，怨刺并兴。其后王泽竭而《诗》亡，鲁太师挚次而录之。
按：《史记十二诸侯年表》「太史公读《春秋》历谱谍，至周厉王，未尝不废书而叹曰‘呜呼，师挚见之矣！纣为象箸而箕子唏，周道缺，「周」字当是「商」字之误诗人本之衽席，《关雎》作；仁义陵迟，《鹿鸣》刺焉’。」《韩诗外传》「有瞽有瞽，在周之庭，纣之余民也。」卷三《汉书古今人表》以太师挚诸人次之第三等，在祖伊之后，虢中、虢叔之前，与微子、箕子、比干、胶鬲、微中、商容、师涓、梅伯、邢侯、鬼侯同列。师古注曰：「自师挚以下八人，皆纣时奔走分散而去，郑玄以为周平王时人，非也。」《史记周本纪》「太师疵、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。」「疵」与「挚」、「强」与「阳」音近。《论语》曰：「师挚之始，《关雎》之乱。」盖《关雎》乐章作于师挚。《汝坟》称「王室如毁」，《文王》称「天命靡常」，洋洋盈耳之时，正靡靡溺音之日。西汉今文家说莫不同之。此云「其后王泽竭而《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