》亡，鲁太师挚次而录之」，盖郑学盛行，隋、唐人皆用其说，不足据也。然《史记礼书》云「仲尼没后，受业之徒沈湮而不举，或适齐、楚，或入河海。」此谓弟子，非指疵、强诸人，注家之误，盖缘此也。
孔子删《诗》，上采商，下取鲁，凡三百篇。
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皆作「三百五篇」，此云「三百篇」，或脱文。
至秦，独以为讽诵不灭。汉初，有鲁人申公受《诗》于浮丘伯，作诂训，是为《鲁诗》；齐人辕固生亦传《诗》，是为《齐诗》；燕人韩婴亦传《诗》，是为《韩诗》。终于后汉，三家并立。汉初又有赵人毛苌善《诗》，自云子夏所传，作《训诂传》，是为「《毛诗》古学」，而未得立。后汉有九江谢曼卿，善《毛诗》，又为之训，东海卫敬仲受学于曼卿。先儒相承，谓之《毛诗序》，子夏所创，毛公及敬仲又加润益。郑众、贾逵、马融，并作《毛诗传》，郑玄作《毛诗笺》。《齐诗》魏代已亡，《鲁诗》亡于西晋，《韩诗》虽存，无传之者。唯《毛诗》郑笺至今独立。又有《业诗》，宋奉朝请业遵所注，立义多异，世所不行。
《毛诗序》辨见《经典释文》。《毛诗》在后汉甚孤，自《郑笺》大行，而三家遂亡矣。若业注者，其朱传之先声邪？
自大道既隐，天下为家，先王制其夫妇、父子、君臣、上下亲疏之节。至于三代，损益不同。周衰，诸侯僭忒，恶其害己，多被焚削。自孔子时已不能具，至秦而顿灭。汉初，有高堂生传十七篇，又有《古经》出于淹中，而河间献王好古爱学，收集余烬，得而献之，合五十六篇，并威仪之事。而又得司马穰苴《兵法》一百五十五篇及《明堂阴阳》之记，并无敢传之者。唯《古经》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不殊，而字多异。自高堂生至宣帝时，后仓最明其业，乃为《曲台记》。仓授梁人戴德及德从兄子圣、沛人庆普，于是有大戴、小戴、庆氏三家并立。后汉唯曹充传庆氏，以授其子褒，然三家虽存并微，相传不绝。汉末，郑玄传小戴之学，后以《古经》校之，取其于义长者作注，为郑氏学。其《丧服》一篇，子夏先传之，诸儒多为注解，今又别行。
郑氏本传小戴今学，志云「后以《古经》校之，取其于义长者作注」，则康成定本以古为主，其害则在杂揉今古也。然自此大小戴、庆氏之学亡矣。
而汉时有李氏得《周官》。
刘歆伪撰《周官》，托出河间，无云李氏得之，此又魏、晋后增造之伪经说也。
《周官》，盖周公所制官政之法。上于河间献王，独阙《冬官》一篇。献王购以千金不得，遂取《考工记》以补其处，合成六篇奏之。至王莽时，刘歆始置博士，以行于世。河南缑氏杜子春受业于歆，因以教授。是后马融作《周官传》，以授郑玄，玄作《周官注》。汉初，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，时亦无传之者。至刘向考校经籍，检得一百三十篇，向因第而叙之。而又得《明堂阴阳记》三十三篇，《孔子三朝记》七篇，《王氏、史氏记》二十一篇，《乐记》二十三篇，凡五经，合二百十四篇。戴德删其烦重，合而记之，为八十五篇，谓之《大戴记》；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，谓之《小戴记》。汉末，马融遂传小戴之学。融又足《月令》一篇，《明堂位》一篇，《乐记》一篇，合四十九篇。而郑玄受业于融，又为之注。今《周官》六篇，《古经》十七篇，《小戴记》四十九篇，凡三种，唯《郑注》立于国学，其余并多散亡，又无师说。
右辨皆见前。唯此志独称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，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，融又足《月令》一篇，《明堂位》一篇，《乐记》一篇，合四十九篇」，是二戴相传经师之学，皆无《月令》《明堂位》《乐记》可见。盖《月令》《明堂位》伪作于刘歆，《乐记》亦歆所改窜者，《汉书魏相传》言「相数表采《易阴阳》及《明堂》《月令》。」亦歆所窜入者。《礼记乐记》正义引《别录》作「四十九篇」，《别录》为歆所作，则四十九篇之名定于歆无疑。特密传至马融，注《小戴记》，始大显。郑康成受业于融，为之作注。千余年来，《郑注》立于学，学者自少习《郑氏》，忘《月令》《明堂位》《乐记》之所出。赖此志述其源流，犹能见窜伪之迹耳。
《春秋》者，鲁史策书之名。昔成周微弱，典章沦废，鲁以周公之故，遗制尚存。仲尼因其旧史，裁而正之。或婉而成章，以存大顺；或直书其事，以示首恶。故有求名而亡，欲盖而彰，乱臣贼子于是大惧。其所褒贬不可具书，皆口授弟子。弟子退而异说，左丘明恐失其真，乃为之传。遭秦灭学，口说尚存。汉初有公羊、谷梁、邹氏、夹氏四家并行。王莽之乱，邹氏无师，夹氏亡。初，齐人胡母子都传《公羊春秋》，授东海赢公。赢公授东海孟卿，孟卿授鲁人眭孟，眭孟授东海严彭祖、鲁人颜安乐。故后汉公羊有严氏、颜氏之学，与谷梁三家并立。汉末，何休又作《公羊解说》。而左氏，汉初出于张苍之家，本无传者。至文帝时，梁太傅贾谊为训诂，授赵人贯公。其后刘歆典校经籍，考而正之，欲立于学，诸儒莫应。至建武中，尚书令韩歆请立而未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