则孰为圣人乎？’夫子从容有间曰：‘丘闻西方有圣人焉，不理而不乱，不官而可信，不化而自行，荡荡乎人无能名焉。’”据斯以言，孔子深知佛也。时绿未升，故默而识之。）
孔子删《诗》、定《书》、系《周易》、作《春秋》，正道术，不使邪妨正也。《诗》杂出于民言，故取其止于礼义者，于三千篇中十得其一耳。鸿荒之世，文教未备，故断自唐、虞，而下至于秦穆公之誓。千余年间，所得者百篇而已。《八索》之书，乱《易》者也，故赞《易》而黜《八索》。乱臣贼子，人道之大残也，故作《春秋》而讨乱贼。其文不繁，而天下之理则尽矣。后世有杨、墨之道、刑名之学，皆不能乱圣经之正，则孔子之功也。如《列子》所称，何其谬诞之甚邪？盖御寇有化人之论，寓言幻诡，乃借重于孔子耳。仁赞又从而附会之，殆亦画蛇增足之类乎！
（《文中子》：“或问佛，文中子曰：‘佛，西方之圣人也，施于中国助泥。’”）
孔手曰：“道之不明也，贤者过之，不肖者不及也；道之不行也，智者过之，愚者不及也。”过者，言过于中道耳。天地万物无不有自然之中，中者，道之至也，性之尽也，理之全也，心之公也，无不该也，无不偏也。佛自以为识心见性，而以人伦为因果，天地万物为幻妄，洁然欲以一身超乎世界之外，则其心不公、其理不全、共性不尽、而其道不至，知有极高明，而无见于道中庸；徒谎形面上者，而不察形而下者；慕斋戒，洗心退藏于密，而不知吉凶舆民同患；欲无思无为，寂然不动，而不能感通天下之故；举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，而不能中节于喜怒哀乐既发之后：正所谓过之者也。孔子之立教曰：“敬以直内，义以方外。”子恩传之曰：“成己，仁也，成物，知也。”孟子传之曰：“仁，人心也；义，人路也。”本末、内外、精粗、隐显，其致无二。中国有道者明之曰：“体用一源，显微无间。”正心诚意可以平治天下，洒扫应对进退可以对越上帝。此之谓圣学矣。文中子之言，虽中国知夷狄之异宜，而于佛学则亦未之穷也，故推之为圣人。审其道与尧、舜、文王、孔子同归于圣，则无不可施于中国之理。不可施于中国，则非圣人也。而尧、舜、文王、孔子之道所以处夷狄者，则无施而不可，方册所载尽之矣。
（宋世祖大明三年，有羌人高阖反，事及沙门昙票标。下诏曰：“佛法讹替，沙门混杂，专成逋数，无状屡闻，可付所在，精加沙汰。后有违犯，严其追坐。自非戒行精苦，并使还俗。”诏虽严重，竞不施行。）
佛氏使人持护戒律，而不为犯戒破律之法加之于其身。乃要之于地狱果报茫昧之事，施于人听不见。保奸护邮，自相欺罔，明君所恶也。宋世祖区处之，存其戒行精苦者，汰其混杂逋数者，岂非宽典邪？而仁赞乃云：“韶虽严重，竟不施行。”其诏逆理而不可行邪？抑世主中变其意而自不行也？如曰逆理而不可行，则世祖代佛用规，肃清其教，不俟后世之报，自用当时之法，使戒行者劝，逋数者惧，河为不可也？如曰世主中变而不行，则是宋祖见善不明，去恶不勇，俄是而忽非，初得而终失，乃君道之丑，正术之病，邪说之利，小人之便，后世之永鉴也！
（魏世祖好《庄》、《老》，司徒崔浩不信佛。会盖吴反于杏城，开中骚扰。帝西征至长安，甜息寺中。沙门饮从官酒，入其便室，见有财产，弓裘及牧守富人所寄藏物以万计。乃下诏诛长安沙门，焚破佛像。敕四方一依长安行事，如有容隐者，皆门诛之。又下诏曰：“自今已俊敢有事胡神及造其形像泥人、铜人者，门诛。诸有佛像及胡经者，皆击破焚蒸。沙门无少长悉坑之。”是岁真君七年三月。至十三年二月，因疠而崩。）
凡僧人犯罪，所以尤可疾恶者，为其所言，自处于至清甚高之地，世俗之人皆不足以望我也。见饮酒者曰昏其神志，见食肉者曰必受果报；见有妻子者曰俗缘爱染，见用刑杀戮者曰彼此一如；见积殖货财者曰诸有非乐。其言岂不美哉！方其落发受戒之时，听之于师，誓之于佛，固当终身服鹰而不失矣。而饮酒、食肉、通奸、利谋、乱逆，载于史传者，班班而是。如魏祖所见，乃其万分之一耳。推类言之，大抵然也。何者？佛虽设戒周密，而其道以空为宗。一遣之于空，则其所设之戒虽千条为端，或犯或毁，曰此皆空也，何不可哉？守戒者少而犯法者众，其弊不可胜言，以其逆理故也。自有天地以来，必饮洒，圣人教人使不乱耳。自有天地以来，必食肉，圣人教人使勿纵耳。男女必配合，教之使有礼耳。有生必有杀，教之使用恕耳。利用不可缺，教之使尚义耳。此中庸之道，通万世而无弊者也。其或不循搜法者，饮酒则沈酗，食肉则饕餐，淫于色而邪滥，役于怒而残虐，贪于财而攘败，陷罪恶而丽刑辟，则人孰不以为当哉？岂敢著书立言以形怨谤也？魏世祖因沙门之罪而行废斥，美政也。然于其间亦有过举焉，焚其书、销其像、毁其器、人共人，则可矣。不以有罪无罪悉坑之，则滥刑也。凡处事立制，必得中道，则人不骇而政可行。不然，未有不激而更甚者。此亦明君贤相之来鉴也。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