赞记此，其意既为长安沙门雪耻，又快魏世祖之卒。人亦惑之，谓世祖不当如此。然行法之后六年乃崩，亦已久矣。彼不行此法者，岂皆不死邪？唐宪宗躬迎佛骨，斥逐谏臣，未及一年，为闱宦所杀，仁赞乃不知邪？
（周高祖时，有识记，忌于黑夜，谓沙门中次当袭运，故行废荡。平齐既讫，自以为减法之福佑也，改元宣正。至五月日，疠而崩。）
梁萧衍以入主之尊而为沙门最苦之行，盖未有及之者也，宜其眉寿千百，享国无穷矣。而垂老之年，为叛贼所困，饥肠莫救，围急而憋。当是时，使侯景因疠而死，乃佛法报应之明验也。何为反加虐于奉佛之主，不祸于叛逆之人邪？仁赞恨忮，必曲为之说，人皆信之，吾得不辩乎？凡人未有生而不死者。天有六气偏值，则成疾。双林终命，乃以背疽。佛自兴法，何为身受此苦邪？武王去暴除残，出民于涂炭，成王致俗刑措，增光于文、武，孔子垂世立教，传道于无穷，皆不免于有疾。其时佛说未人中国也。而此数圣人者岂不知爱生邪？胡为而爽节宣之养哉？人君致思于谨守正道，严恭寅畏，日慎一日，不敢自逸，犹以疾而死。则亦命之不可移，非人所致，无如之何，顺受而已，虽有诱胁之言，安能惑邪？
（唐高祖武德末年，僧徒多僻，下诏曰：“朕兴隆教法，情在护持，使玉石区分，薰获有辩。长存妙道，永固福田。端本澄源，宜从沙汰。”）
人君立法出令，不可不审。如其审，定一令不反；如其未定，则当劫毖而后发，岂可轻也。法已良，令已善，必行而已，谁得阻之？辟之用兵，小小胜负，固不系兵之大体也。唐高祖不能区处其子之玉石，安能分别夫僧之玉石乎？沙汰之令岂不甚美，然终不能绝其根本。《易》曰：“苟非其人，道不虚行。”高祖非其人故也。
（周世宗尹府，嫌空门繁杂，欲奏请沙汰僧录。道丕曰：“天下疮痍未合，乞待后时。”及世宗登位，果下敕毁寺立僧帐。享年不永而国祚有归，抑亦毁废之明验矣。）
周世宗毁无用之铜像，铸有用之锅钱，其言曰：“佛不惜头目脑髓以利众生，而况像乎？”此破奸之正术，佛氏之所深恶也。故仁赞记之如此。人生修短，国祚永促，此固有至理，未可遽论。姑据仁赞之言而孜之，奉佛无出于萧衍者，而其效乃尔。则世宗享年不永，历数有归，必不由毁寺而立帐矣。
（石虎语曰：“世尊，国家所奉，闾里小人得事否？为沙门皆当贞正精洁。今或有奸宄避役，可料简之。”中书王度奏曰：“王者郊天地、祭百神，故礼有恒享。佛生西域，非中华所奉，漠初惟听西域人立寺都邑。魏承漠制，请趟人不听铬寺。已为沙门者遣还初服。”朝士多阂此议。虎曰：“联出边成，宜从本俗。”）
王度言汉初惟许西域人立寺都邑。予欲沿此意而谨华夷之辩，明人伦之理，凡欲为僧者当住天竺国。以天竺国佛之所生，立教之地也。二十七祖般若多罗谓逢磨曰：“南方惟好有为功德，不见佛理，汝至彼不可久留。”其后陆磨不用其言，卒中毒药。夫以达磨传法之祖，尚不能自存于华夏，而况后世涉猎口耳之流乎！且入之大经，各有伦理，中国必不能弃父子君臣而从夷俗，西域必不能背中国礼义而阐夷风。自佛法人中国，至今几千年，其事可验矣。故予谓人主无道力德改以绝其教，莫如立法，使愿为其学者载其书归于其国。则华夷之辩谨，人兽之理明，而历古反道败德、蠹耗生民之患息矣。
（宋元嘉中，沙门惠琳为太祖所赏，每升独榻礼之。颜延之曰：“此三台之座，岂可使刑余居之？”帝变色。）
昔者同子骖乘，袁丝变色。慎夫人厕帝后之座，袁盎却之。君尊如天，不可贰也。有如尊德乐道之君，于其所受教之臣，致敬尽礼以承其教，则有之矣。亦未闻引之共辇同榻，坐之于其所不当坐也。使坐于其所不当坐，则是怙宠夸俗之鄙人，非抱道怀德之君子矣。此王导所以不敢升御床也。颜廷之所论甚正，元嘉帝变色而拒之，殆亦苻坚摧权翼之技耳，岂明主之道哉！
（萧摹之，宋元嘉十二年为丹阳尹，奏称：“佛化于中国已历四代，塔寺刑像所在千计。自顷以来，敬情未平，更以奢竞为重，达中越制，宜加检裁。请今后铸铜像、造塔寺，先诣所在，陈事列言，待报听造。”）
摹之所言，有去邪之意，而未尽善也。以吾观之，当遣其徒裁其书归天竺国，破其像而毁其居，乃上策也。或未能行此，不若并小寺人大寺，僧愿归农，及选其无戒律不通经论者，皆还之为民。凡毁钢铁铸像，糜金朱为饰。印造经文，创立浮屠，逃业出家，舍施僧物及受施者，并严为之禁。所谓试经拨放，给卖度牒，不复施行。明君贤相力守此法三十年，则乱华之风变矣。
（庐愿仕来为中书，明帝以故居地起湘宫寺，制度宏壮。愿曰：“劳役之苫，百姓贩妻贸子，吁嗟满路。佛若有知，念其有罪，佛若无知，作之何益！”）
昔年韩维侍郎守许州。一日，有君子谒之，过市，见群僧为佛事甚盛，云侍郎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