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欲以所用犀角愈人之病也，乃用其所谓轻剂，而病不解，渐欲入营，血液受劫，心神不安，斑点隐隐，即随其所用不言何物之轻剂次第而来，然则用轻剂而液受劫者，轻剂不可用矣，用其所谓犀角而斑出热不解，胃津告亡，肤冷至一昼夜，仅仅未成脱证，亦即随其视同花露之犀角次第而来，然则用犀角而津告亡者，犀角又不可用矣，此皆顾景文自己所说，皆顾景文自己所告人，夫医之教人以必用此药，教人以必不可用他药者，不过恐以他药使病增重，不过欲以此药使病速愈，不过期其此后之种种恶候，一用此药，尽消弭于无形，故必谆谆告诫，不惮烦言，饷遗来学，而人之生其后者，有心济世，乐为之反复引申，一刻再刻，使其愈病之法，昭然若发聋振聩，而惟恐其勿传，断无因其用此法则液受劫，用此法则津告亡，而谓此劫液亡津之法，有未可任其不传者，然而后之人，则必用其法矣，一用其法，则所说津劫津亡者，即于初用轻剂接用犀角时予言之而无不准，若有先见者然，并恐不用其法，则血液未定受劫，胃津未定告亡，而所谓先见者，便不十分稳作，何由取信于病家，此所以生其后者，万不肯不用其法也，人心愈幻，其法愈巧，后数十年而又有吴鞠通者，鞠通即本顾景文温邪上受，首先犯肺，逆传心包之十二字，而为温病条辨，自条自辨，可发一笑者也，开卷捏造温病以桂枝汤主之为仲景原文，继复承指南之讹，以西喻昌治瘟之法，谓是刘河间之所以治温，两失已不待言，乃以温病之本在中焦者，先移之于上焦，谓切不可用中焦药，痛戒中焦之芩连，而其下即云，热邪久羁，吸烁真阴，邪热久羁，肌肤甲错，皆鞠通所自言，皆鞠通自己所告人者，先是自制银翅、桑菊二方，即顾景文之辛凉轻剂不名一药，而鞠通为之引申者也，嗣是方名清宫，用犀角牛黄，方名增液，用元参麦冬，以及一甲二甲三甲之复脉汤，小定风珠、大定风珠，无非滋腻伤阴，引邪内陷，病至此，不可为矣，而因其中焦篇，亦或有偶用芩连膏黄时，凡温病之一用芩连膏黄，无不可祛邪撤热者，鞠通又若未尚不知；然苟非布置上焦，则邪热未必久羁，真阴即未定劫烁，苟非诃斥芩连，则邪热未必久羁，肌肤又未定甲错，顾景文延之数日，鞠通再加缓缓两字，何以必缓缓也，不可解而实可解也，此所以后乎鞠通者，亦万不肯不用其法也，以滋腻留邪之药，缓缓廷之，邪热方盛之时，阴无不伤，病无不死，陶节庵之一提金，杀车锤，截江网，书名之恶极者也，比之一甲、二甲，三甲、定风珠，方名之恶极者也，病何等事，医何等人，顾可儿戏若斯乎。(《世补斋医书》)
柴按；叶派认为温病初起，首先犯肺，治上焦如羽，非轻不举，所以开首用药，总是银翘、桑菊之类。陆九芝赞同柯琴“阳明为成温之薮"之说，认为温病病在阳明，而叶派治在太阴，隔靴搔痒，撤热不力，贻误病机，所以每致步步深入。考《临证指南》风温、温热诸门治案，其轻者为辨证属热之伤风，其重者为肺胀、肺痹之类。以银翘、桑菊治此类病，治亦未尝误。然学叶氏者，竟以此类药移治一切温病，其不愤事也几希矣！伤风、肺胀、肺痹、肺痈等病，原不称为温病，叶氏混称，从此就凭空阑入到温病范围。古之所谓温病，虽不局限于阳明一经，但以阳明为主，故陆氏主张从阳明论治。陆氏认为伤风、肺胀之类，只要稍用些能治病的药，就决不致遽入心包，为一场大病，以致于死。能遽入心包，为一场大病，以致于死的，决非伤风、肺胀之类，病非伤风，肺胀之类，治疗仍使用治伤风、肺胀之类的药物，自然无效。这些意见，显然是正确的。再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十二字此十二字者，温证论治之所以发凡而起例者也，初不言邪之何以独伤肺，肺之何以遽传心，但云若论治法，宜用辛凉轻剂，延之数日，夫人病之热，惟胃为甚，胃热之甚，神为之昏，从来神昏之病，悉届胃家，即使热果入心，亦必先病及胃，病苟仅在于肺，则断无神昏之事，即断无入心之理，乃于病之明明有神昏者，特将神昏二字，始终不提，又明知神昏不属于肺，即暗将神昏移入于心，其曰上受，曰先犯，曰逆传者，皆所以抹杀胃病之故，再加未入心包，邪专在肺二句，说成此时之病，不心则肺，一肺即心，若绝无与于阳明胃者，而不可用胃药之语，适在此种种胃病之时，欲成一家之言，翻尽千古之局，锻炼周内，病者不能呼冤也，其时病者或为太阳阳明两经递病，或为太阳阳明两经合病，太阳行身之后，由背贯胸，阳明行身之前，由胸彻背，肺为华盖，位在胸背之上，而胸为近，胃为五脏六腑之海，其清气上注于肺，注者射也，太阳之邪射肺，阳明之邪亦射肺，而阳明为近，故必阳明胃之热降，而在上之肺气始安，所病本只在胃，肺仅为病所累，于此而必曰肺病，势必徒用肺药，转将胃之支脉络于心，胃热之最易蒸心者，一任其逼近心包，日逼日近，而神昏益甚，又以为此即心病，此即肺病之传心，轻剂之后，即用犀角，将胃中之药，非特搁置勿道，并且禁绝勿用，遂令胃中射肺之邪，直攻心脏，是其所以逆传者，全赖此药以为之也，夫胃者腑也，肺与心脏也，本是腑病，而偏要说成脏病，遂乃舍腑治脏，夫岂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