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次日以食粥太早，复中宛如前证，脉复厥，体厥又死去矣，仍予前方，重加温热，一剂厥回其半，又两荆而复活，后以补阳收功。”对以上理论和治法，现述不同意见如次；
1・寒、燥各为六气之一气。六气中，寒与热对，指温度言；湿与燥对，指湿度言。湿度高并不等于热，燥气重亦不等于寒，故寒自为寒，燥自为燥，两气不能互混。鞠通不知别此，谓燥重为寒、(寒)轻为燥，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(鞠通论六气，常犯混二气为一气的错误，如谓暑系湿热二气所合成，亦一例，此已见驳于孟英，不复赘)。就上二案来说，李氏案如果说是寒之轻者，尚可称燥，则张氏案明是燥之重者，当称中寒，不当再称为中燥，既称中燥，又用大热药来治疗，这与寒轻为燥之说，便有矛盾之嫌。实际上，对寒燥两气，鞠通确实是混为一谈，概念模糊，分划不清的。所以他治足太阴寒湿，主以椒附白通汤，今治燥邪直中，主以通脉四逆汤加川椒、吴萸、公丁香，这二者在药法上实无甚区别。余谓就一般情况论，治寒须温热，治燥须柔润，如只温不润，实无涉于治燥。张氏一案以及中燥门其他但温不润的一些医案，与其说是治燥，到不如说是治寒，否则，已立中燥一门，似亦不必再另立寒门了。
2・燥的属阴属阳，医界争论不少，但以主阴说居多，鞠通也持这种观点，故若非治其复气，例用温热。余则谓阴阳学说是相对的，若论燥气之属性，应先问其前提如何。如所周知：六气分主四时，风为春季主气，春季气候温暖；燥为秋季主气，秋季气候凉爽，若基于这一前提上，以春秋之主气相对言，燥确是应该属阴的。但如果换一个前提，以燥与湿相对言，燥就应该属阳，所以燥字从火，湿字从水，水火相对，为阴阳之征兆，也是十分明显的。前人争燥气之属性，往往前提不统一，故都是各执一面谈理，鞠通之谓燥为阴邪，实际上也是如此。正因为阴阳属性的相对性原理，鞠通在论燥时未能顾到，所以他只是从胜气复气角度来谈燥气之凉温。然而，即如其所说，燥属阴邪、乃小寒，当以温热为治燥之正法，则秋燥就不应占九种温病之一格。既以秋燥为温病之一种、既云温邪伤人从上而下，寒邪伤人从下而上，出方就不应再用杏苏散治肺，凡此等等，略一思之，就可见其理论上之矛盾，可谓是不胜其多。
二、湿燥二气，混淆不清，名曰治燥，竟是治湿。
对燥与寒二气，鞠通在理性认识上是有错误的，所以在实践中混同一治。对燥与湿二气，鞠通在理性认识上知道二者是对立的，但在实践中仍然分划不清楚。他感到寒、湿、燥三气同属阴邪，很容易混淆，因此说：“盖以燥为寒之始，与寒相似，故(易)混入寒门。又阳明之上，燥气治之，中见太阴，而阳明从中，以中气为化，故又易混入湿门。但学医之士，必须眉目清楚，复《内经》之旧，而后中有定见，方不越乎规矩也。”这番话，他是在斥责前人“非将寒燥混入一门，即混入湿门”时说的，实际上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！鞠通既以此责前人，而我今仍以此责鞠通。
最明显的事实是：从《吴鞠通医案》中燥门诸案来分析，鞠通用的最多的是二种药：一是温热刚燥药，如吴萸、丁香、桂枝、附子、川椒、干姜、良姜、益智仁之类；二是淡渗芳化药，如茯苓、猪苓、半夏、陈皮、米仁、厚朴、苍术、泽泻之类。而禀柔润之性，具生津之功的治燥品，中燥门几无不用，这种药法，怎么能说是治燥呢？我们将这种药法和寒湿门的药法及《温病条辨》中治寒湿的药法略加比较，就可发觉：二者几乎是完全一致的。如中燥门传五十七案，感受燥金之气为病，药用云苓块、姜半夏、生苡仁各五钱，川椒炭，广皮各三钱，吴萸、良姜、益智仁各二钱，公丁香一钱，后连续数诊，或加佳枝、倍吴萸、良姜，或减川椒、吴萸、良姜，方药基本不变。其他如谢氏案、李氏案、余氏案等，药法大都类同。而寒湿门郭三十二案，病系太阴中湿，药用生姜一两，姜半夏六钱，桂枝、茯苓皮、生苡仁、茅术各五钱，厚朴四钱，川椒目、枳实、广皮、草果各三钱。其二诊用药，也大体如此。二二比观，治法可以说是如出一辙。正因为鞠通对湿燥分划不清，所以他将应属于寒湿门的治案都归入到了中燥门，以致寒湿门形同虚设(实际上寒湿门只有上述一案)，因此只好将痹证医案(本可另立一门)来顶充寒湿案。而从中燥门医案来看，治湿方药几乎替代了治燥方药，从这一事实来说，鞠通燥湿混淆不清，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。
又鞠通为治中燥吐泻而制之霹雳散，《温病条辨》及《吴鞠通医案》中两见之，此方“立方会萃温三阴经刚燥苦热之品”为之主，这种药法，也反映出鞠通对治燥湿药法异同认识之模糊。这一问题，诚如《医门法律》所云；“凡秋月燥病，误以为湿治之者，操刃之事也。从前未明，咎犹可诿，今明知故犯，伤人必多，孽镜当前，悔之无及。”显然，湿病误认作燥、燥病误作湿治，都是操刃之事，故吾人当注意分辨之。
又仲景治柔痉用枯萎桂枝汤，君以栝萎之生津润燥，后人治凉燥用桂枝杏仁汤，君以杏仁之微苦温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