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用，实是治感药法之一大损失。用药总要讲辨证，权衡利弊，温热家视辛温之麻、桂如蛇蝎，又畏辛凉之柴胡如虎，甚主张禁绝，这是因噎废食，这与古医家之恣用柴胡补五劳七伤，是各自走向了不能正确认识柴胡的二个极端，由此可见，理性认识的正确与否，对临床用药，有着多么重大的影响！但柴胡凉散郁热之外，疏肝泄满，亦擅胜长，故虽非专主于少阳，毕竟为肝胆二经之要药，徐洄溪疏柴胡，不顾及此，谓“前人指为少阳之药，是知其末而未知其本。”乃直断其为“肠胃之药”(《神农本草经百种录》)，则周岩驳之亦固得。总之，凡立说均不可太过，若一偏即便入歧途，此实论药之亟宜注意者。
参考文献
①转引自《中药大辞典》土837页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77
②李土材，《医宗必读・本草敬要上》
⑧陈修园，《景岳新方砭》，上海文华书局，广益书局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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⑦同⑤，976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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⑩唐笠山，《吴医汇讲》35页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，1983
①吴考盘，新方散阵刍议，《绍兴中医》(内部刊物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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⑩上海中医学院方药教研组，《中药临床手册》36页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77
⑩《中药研究文献摘要》463页，1963
⑩俞根初，《通俗伤寒论》卷二，十一页，六也堂书药局
略谈前人对传染病的认识及其防治原则
我国人们对传染病的认识，可以追溯到甲骨文时代，“甲骨文字中的‘降疾’与‘雨疾’，意即上天如雨一般大量降下疾病，所以同时可以有许多人患一种疾病，或且从甲传到乙，这无疑是指传染病或流行性言。"①林乾良氏对甲骨文中的“”字分析说：“第一，不是一个人而是二个人病倒在床上，两个就是多的意思，第二，其下多“”形，即足趾也，足趾为行走之器官，故古代文字中加足趾形者往往有行走，流动的意思，所以这个疾字是强调可以扩散开来，许多人同时患一种病，当然是与传染病，流行性病有关的了。”②由此可见，我国人民在很早就对传染病有了一定的认识，故“”这个字，无疑是有关传染病的最早文字记载。
到西周，随着农业和天文学的发展，人们不仅认识到气候对农作物有影响，同时也认识到了气候对传染病的影响，如《礼记・月令》中，就有“孟春行秋令，则民大疫”，“季春行夏令，则民多疫疾”等记载。“疫”就是传染病。这是认识到传染病的发生与气候有关的最早文字记载。
在我国最早的医方书《五十二病方》中，将狂犬啮人与犬噬人分列，说明古人对狂犬病已有一定认识。再从《左传》“国人逐狗”的记载来看，可见早在春秋时代，人们就已知道用消灭狂犬的办法来预防狂犬病。这是关于预防狂犬病的最早文字记载。以后《肘后方》中“疗O犬咬人方，取脑敷之，后不复发”，这是狂犬病治法之发展，若就应用免疫反应原理防治疾病来说，这又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记载。可见我国人们在对传染病的认识及防治等许多方面，一直都遥遥处于世界领先地位。
至成书于约战国时代的《内经》中，《素问遗篇・剌法论》已有“黄帝问：余闻五疫之至，皆相染易，无问大小，病状相似，不施救疗，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？岐伯曰：不相染者，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，避其毒气”的记载。根据这段文字，我们有理由认为：增强机体免疫机能，并避免接触病原，为防止罹患传染病的二大要点，这是中医自古就有之认识。
东汉初，常有疫病流行，但由于当时“天人感应论”泛滥，认为这是疫鬼所致，故形成了一种“岁终逐疫”的风俗。对此，王充(27―97)进行了严词驳斥。王充认为，所谓疫鬼，实是一种“中人多死”的毒烈之气。由于“气困为热”，“热极为毒"(《论衡・言毒篇》)，“毒象人之兵，则其中人，人辄死也”(《订鬼篇》)。这是用唯物主义观点解释病原并批驳谶讳迷信活动的最早文字记载。对后世影响极大。王充认为气有和与不和之分，不和之气统称为邪，邪气除了毒气能流行，还有疫疠之气和腐臭之气等等之分(这可以说是对传染病病原分类之萌芽)，其中疫疠之气是一种很易传染，危害性很大的邪气，而其流行，则往往发生在饥馑之岁，如《命义篇》说：“饥馑之岁，饿者满道，温气疫疠，千户灭门。”这些认识，比笼统地称病原为毒气，可以说是前进了一步。王充还以“草木之中，有巴豆野葛，食之凑满，颇多杀人。"“蜘蛛结网，蜚虫过之，或脱或获”等作比喻，认为“灾气加人，亦此类也。不幸遭触而死，幸者免脱而生”(《幸偶篇》)。从而对避免接触病原的重要性，起了强调作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