只要稍用些能治病的药，就决不致遽入心包，为一场大病，以致于死。能遽入心包，为一场大病，以致于死的，决非伤风、肺胀之类，病非伤风，肺胀之类，治疗仍使用治伤风、肺胀之类的药物，自然无效。这些意见，显然是正确的。再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十二字此十二字者，温证论治之所以发凡而起例者也，初不言邪之何以独伤肺，肺之何以遽传心，但云若论治法，宜用辛凉轻剂，延之数日，夫人病之热，惟胃为甚，胃热之甚，神为之昏，从来神昏之病，悉届胃家，即使热果入心，亦必先病及胃，病苟仅在于肺，则断无神昏之事，即断无入心之理，乃于病之明明有神昏者，特将神昏二字，始终不提，又明知神昏不属于肺，即暗将神昏移入于心，其曰上受，曰先犯，曰逆传者，皆所以抹杀胃病之故，再加未入心包，邪专在肺二句，说成此时之病，不心则肺，一肺即心，若绝无与于阳明胃者，而不可用胃药之语，适在此种种胃病之时，欲成一家之言，翻尽千古之局，锻炼周内，病者不能呼冤也，其时病者或为太阳阳明两经递病，或为太阳阳明两经合病，太阳行身之后，由背贯胸，阳明行身之前，由胸彻背，肺为华盖，位在胸背之上，而胸为近，胃为五脏六腑之海，其清气上注于肺，注者射也，太阳之邪射肺，阳明之邪亦射肺，而阳明为近，故必阳明胃之热降，而在上之肺气始安，所病本只在胃，肺仅为病所累，于此而必曰肺病，势必徒用肺药，转将胃之支脉络于心，胃热之最易蒸心者，一任其逼近心包，日逼日近，而神昏益甚，又以为此即心病，此即肺病之传心，轻剂之后，即用犀角，将胃中之药，非特搁置勿道，并且禁绝勿用，遂令胃中射肺之邪，直攻心脏，是其所以逆传者，全赖此药以为之也，夫胃者腑也，肺与心脏也，本是腑病，而偏要说成脏病，遂乃舍腑治脏，夫岂有脏腑而可以不分者，人病腑为轻而脏为重，此时一治其腑，病无不除，亦何至领邪入脏，死于非命哉！独无如兔园册子，只有顾景文之温证论治吴鞠通之温病条辨等物，以为道在是矣，宜乎今日盛名之下，并脏腑之不言也。(《世补斋医书》)
柴按：根据绍派经验，温热病之神昏a语者，以“胃热蒸脑”一证为最多。叶派对此，但云“逆传心包”，对胃热蒸脑最多之证，反有所忽略，故陆氏有神昏a语，悉属于胃之说。但热入心包，是否必有先病及胃这一中心环节，后世有不同意见。余谓陆氏之言，有矫枉过正之嫌，然叶派中人但指谪陆氏所见不广，而于其矫枉之旨亦一并抹杀之，则有失持平。温热病之神昏a语，以属胃热者居多，此系不可否定之事实。柯琴“阳明为成温之薮”的论点，赞同者亦极多。章次公说，“后人欲评前哲之学说，最不可先有成见，成见横梗胸中，其流弊为武断。”通人之论，固名言可采。
再论胃病有神昏肺病无神昏之理
世间原有一种肺病，其小者如咳呛、喷嚏、颐肿、喉梗之类，其大者如哮喘、咯血、肺痈、肺痿之类，皆不闻有神昏而至诂妄者，既曰肺病，断不能有神昏，既曰神昏，断不仅为肺病，既不神昏，断不病及心包，既不病心，断不需用犀角，是皆可以理断而不必尽通乎医道者也，鞠通所谓上焦病者，即景文所言之肺，鞠通所谓不可用中焦药者，即景文所不言之胃，乃于景文延之数日上，再加缓缓两字，胃不及待，酿成大热，或亦一用膏黄，似乎已胜顾说，而随即以清官增液者，使胃病仍归不治，夫人之所病者胃，而医之所言者肺，神之所以能昏者在胃，而医之所以治神昏者在心，类皆善用移字诀，而此之所移，又为移字诀中最大之祸，明明一部伤寒论，长留天地间，其于急祛邪热，阴始可保，如仲景之白虎承气汤，小之而一去其热，阴即不伤，如仲景之葛根芩连诸方，辛从甘以化阳，苦从甘以化阴，阴阳和而时雨降，顷刻间有嘘枯振槁之能者，概从摈弃，且若恶闻，岂无意乎，风寒温热寻常病耳，似此倘恍迷离，既令人于伤寒方视若畏途，并以一二肯用伤寒方者，目为怪物，登仁寿而免夭札，只看伤寒论之兴替何如，余既合论两家而并畅发此论，所望病家之曾受此害者，一权于肺胃之间，而恍然有悟也。(《世补斋医书》)
柴按：伤风感冒、气管炎、肺痈这一类病，在古人原不隶属温病范畴。此类病极少逆传心包，产生神昏诂语等种种危象，这在今医，已为常识。乙型脑炎等极易见神昏诂语者，又何尝首先犯肺，陆氏意见，明系可取，惜叶派医者只是挑剔，不肯虚心，则陆氏亦无可奈其何。缪希雍说；“凡作医师，宜先虚怀，灵知空洞，本无一物，苟执我见，便与物对，我见坚固，势必轻人，我是人非，与境角立，一灵空窍，动为所塞，虽日亲至人，终不获益，白首如故，良可悲已。”这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。
论章虚谷外感温热
叶天士先生一代盛名，既为其门下华邵辈所毁，而顾景文之温证，又为章虚谷取而注之，改作外感温热，其所以改作外感者，想亦嫌其不类论温，故谓其与仲景伏气之温不同，是则天士之温，本非仲景之温，而虚谷之温，又非天士之温矣，然而换一衣冠，不能使其人之性情面貌因之而皆变也，况果如其外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