邪的药物来取效。也正因为这样审证求因，辨证论治，用于实践，可以有效，所以将外感病的病因，直接归之于寒、暑、燥、湿、风五气的失常，成了历久相传之习惯。然论外感之病因，不能只讲五气，不讲戾气，如果抽掉戾气致病这一重要的中间环节，就难免有误把诱因当病因之失。
二、关于温邪
五气失常，素称六淫，六淫是寒、暑、燥、湿、风，火。六淫之中，原无温邪之说，但自叶天士倡言“温邪上受”，“温邪"之说，遂大行于世。这样，，六淫实际上是变成了七淫。如果说温邪本不在六淫之外，即包括暑邪、火邪而言，则暑邪、火邪、温邪、热邪，名目愈多，概念愈混，内涵重叠，定义混淆，此六淫原只五气，言六本已不通(火除烧伤外，不能成为外感的病因，此古人早已疑之，陆九芝答袁生问，迂回曲折，实多牵强，连服膺其学的章巨膺都感到不满。1981年第4期山东中医学院学报上亦有专文论此，故不复赘言)，今又添出温邪一项，于中医病因学，实无裨益。人体对正常的气候变化，自能适应，若非太热，太寒，太湿，太燥，一般不足以干扰机体的调节及抗病能力，绐戾气致病形成有利条件。温暖的气候，于人体最适，决不能象寒、暑、燥、湿、风那样，剌激、干扰机体的正常生理活动，而引起疾病。故称温为邪，谓“春月受风，其气已温”，“温邪上受”，“温邪夹风”，实比把风寒等诱因当病因的说法更无稽。温热家所谓由温邪引起的温病，实际上无非是机体反抗戾气产生了应激亢进之表现，故即所谓小风温，亦；非真由温邪所引起，也非温邪夹风所造成，而实是风载戾气，吸入口鼻，犯肺为病。为病之后，因机体反应亢进，辨证属热，所以判断为“小风温”；如为病之后，机体反应不急亢，辨证属寒，就可以判断为“小伤寒”。雷少逸鉴于感冒类病大都由冒风受寒疲劳等诱起，故认为风温、春温也是受寒邪所引起。但诚如祝味菊说：“叶氏之视温热也，以为实有温热之邪也，以为温热之邪，于法宜用寒凉也。”故“其处方虽有前后缓急之法，而赏用清凉，其揆一也。唯其主观以为温邪当凉，故曰‘虽在吴人阳微之体，亦当应用清凉，’明知阳微过清必死，故又曰‘清凉到六七分，即不可过于寒凉，恐成功反弃也。’总是立名不正，遂令其言不顺。”祝氏认为：这是叶氏学说中最不可取部分，亟宜正之。惜此书流布不广，其说尚未为人们所注重。
从临床实践来看，由于温热家视外感病中机体应激亢进的热化症状，是病邪性质属温所造成，不是看作是戾气与内热重之素因互相作用的机体反应，故不但视麻，桂如蛇蝎(认为温邪化热最速，用之犯以温治温之戒)，而且畏柴、葛如虎(认为温邪最易伤阴，用之犯劫竭阴津之戒)，用药自设藩篱，蹄子变窄，遂流于轻清平淡一支。实际上，麻、桂、柴、葛，都是外感解表之要药，虽其温升之性于机体应激亢进及阴虚体质不相宜，但药用群队，方有相制，如果立法不误，只要妥为配伍，原可扬长抑短(如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以麻黄配石膏，一柴胡饮以柴胡配生地，就可用于治热病及阴虚之外感)，而其宣郁热、散外邪之力，远非桑叶、薄荷、豆豉、豆卷类所可比。须知治寒则以麻黄配桂枝，治热则以麻黄配石膏，此是先人已效之成法。治阴虚犯感，辟拘经限药之非，以柴胡配生地；治应激亢进，或以柴胡配知、膏(如一柴胡饮)，或以羌活合公英(如羌蒡蒲薄汤)，则是后人别开生面之活法。然拘于温邪之说者，对麻、桂、柴、葛类药，常不敢轻用，甚危言耸听，竟说：“少用一剂柴胡即多活一人性命，”“弃而不用，亦保全性命之一道。”①其于辛凉之解表药畏之若是，则于辛温之品，可知矣！另一方面，又每将小风温之治，如桑菊饮，银翘散类之药法，竟移作为一切温病初起之治规，此所以陆九芝有“伤寒一证，至天士而失传，温热一证，亦至天士而失传”之激言也。
三、关于病名
伤风本为中医固有之病名，宋・陈言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、明，皇甫中《明医指掌》以及《景岳全书》、《金匮钩玄》等医著中，均载此病。但后世论外感之专著，如吴鞠通之《温病条辨》及俞根初之《通俗伤寒论》等书中，反不见了伤风之病名。唯彼书虽不用其名而并不遗其实，仅一囊括于风温中，一改称为小伤寒而已。章太炎深不满于病名之乱改，他说；“夫病之治疗，古今或容有异，若以病状定病名，此不能违古而妄更，”这种见解是很有道理的。叶天士所谓“温邪上受，首先犯肺，”“挟风加薄荷、牛蒡之属"的温病，吴鞠通所说；“太阴风温，但咳，身不甚热，微渴者，辛凉轻剂桑菊饮主之”的风温，实际上即风热感冒，不是仲景书中的温病与风温，所以吴氏说是小病，然这正如章太炎先生所说，是悬牛头，卖马脯。伤风这个病名并没有什么不好，笔者赞同谢诵穆的主张：“症状可复核，病名当统一”，伤寒家不应因伤风由受寒而诱发，便不称其为伤风而竟称其为伤寒，温热家亦不应因伤风辨证属风热型，便不称其为伤风而竟称其为温病。有如对象是鹿，其名约定俗成，本已确定，后人妄更，或称为马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