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，须竖看，与《伤寒论》为对待文字，有一纵一横之妙。”实际上也未必。我们知道，《伤寒论》的阳明病，有太阳阳明，少阳阳明，正阳阳明之不同，所谓正阳阳明，就是阳明本经自病。而温病的阳明病，也不一定都是先从太阴肺经传来的，如鞠通最崇拜的叶天士，就说“夏暑发自阳明”。鞠通自己也说有“湿热受自口鼻，由募原直走中道”的。所以，同样的外感热病，同样的发自阳明，同样的以白虎承气为主方，在这种无不同可分处，硬分出寒温异治之不同来，实在是毫无意义的。
鞠通之误，误在不知伤寒六经，须分传中。须知所传俱热、所中俱寒，如果说阳明中寒证以及寒邪直中少阴诸证，与温病的阳明证、少阴证，要对看，在这一基础上，说：“伤寒伤人身之阳，故喜辛温甘温苦热，以救其阳，温病伤人身之阴，故喜辛凉甘寒甘咸，以救其阴。”则自无可议。然鞠通不分传中，认为六经诸证，病即热化，邪仍属寒，在到了同样用大承气汤的时候，仍寒温对勘，并减轻厚朴用量以示寒温之异治，这种做法，纯系人为，不合事实。明乎此，则于少阴温病、邪退正虚、脉见结代而需要运用复脉汤时，是否必须去掉参、桂、姜、枣，实大可不必受“寒温始终不同”观念之束缚。须知阴阳有互根之理，热病后期，在邪退正虚，脉见结代之际，心之阴阳每二不足，故仲景复脉，养阴养阳；两不偏废。当然，鞠通之加减复脉汤，对于阴伤偏多，并有余热虚热者，酌加知母之类，固亦合适。但若谓原系伤寒，故复脉可用参、桂、姜、枣，原系温病，用复脉即当去此，则大谬。至于鞠通治伤于温者之阳亢阴竭，在热邪尚盛之际，不用大补阴丸，滋阴地黄丸诸法而竟投加减复脉汤之纯补，亦未免过泥养阴敌阳，壮水制火之说。然凡此之类，以其不关本文论旨，且书中瑕疵极多，本难数纸可尽，余有感于此，已另著《温病条辨百误》以详驳之，故此处仅因论复脉而顺及之，不复多作详述。
略评“复脉为热邪劫阴之总司”
《温病条辨。下焦篇》第八条说；“热邪深入，或在少阴，或在厥阴，均宜复脉。”在此条自注中，吴氏又说：“复脉为热邪劫阴之总司。”这种“以补阴之品，为退热之用”的蓟法，是否合理？笔者有二点不同意见。
一，正未大虚，不宜纯补
鞠通之复脉，从《伤寒论》之复脉汤加减而来，由炙甘草、干地黄、白芍、麦冬、阿胶，麻仁等六味药组成，故又名加减复脉汤。从此方药物来分析，属阴柔滋腻之纯补法。纯补法在阴竭阳脱、元气将离之际，复阴挽阳、留人治病，固为中医救治急证之一法。但在一般正邪分争、正未大虚的情况下，总以祛邪扶正、邪正兼顾为合适。然鞠通则否，他不但对误表损伤津液者(这种情况大多发生在温病初期)主以复脉，对劳倦内伤而感温病者亦主以复脉，甚至对“脉尚躁盛，邪固不为药衰，正气亦尚能与邪气分争”者，亦“重予复脉”，这种认为只要“扶正以敌邪，正胜邪自却”的观点，正如赵晴初所说，是一种“君子满座，小人自无容身之地”的迂腐观点。聂久吾说：“予壬辰春初，在京会试，天寒夜坐久，感寒头痛，服疏散药未经出汗，其头痛数日不止，却无他证。或谓感寒甚轻，已五六日，岂复有外邪，殆劳神内虚，理宜补之，劝服补中益气汤二剂，不知外邪未散、补药助邪为害，遂至神气渐昏，饮食少进，晚间呃逆不止，如是者数日，乃延医，用前胡、桔梗，贝母，麦冬，连翘，香附、广陈皮，甘草，数剂而愈。予生平少病，兹外感未清，而轻用补，身受其害若此。因悟外感内伤，并外感兼内伤，与内伤挟外感诸治，盖原于此，因述之，以志折肱之意云”(魏玉璜根据此案用药，认为是温病，故收载于《续名医类案》温病门)。今结合这一医案医话来分析鞠通运用复脉之主张，其过泥扶正却邪、养阴敌阳之说，运用纯补法失之于滥，这一点是不难看出的。故余谓在体虚感邪，误表伤津，及热邪劫阴等情况下，若欲用复脉汤，总以与祛邪之品适当配合，邪正兼顾为合适。
二，热邪劫阴，不能废清
温病热入下焦，灼烁真阴，鞠通不论其在少阴在厥阴，均主以复脉。但此方养阴虽然有力，清热究嫌不足。少阴癸水之伤，既然是热邪久羁所致，当前又是处在热邪劫阴之状况中，何以治疗只顾滋阴之一面、不顾清热之一面？陆九芝曾针对这种药法，提出了如下批评，
“盖人之所病者寒也温也热也，只去其寒与温与热，其人而阴本不虚者，无伤也，即其人而本属阴虚者，亦无恙也。乃不防其阳盛伤阴，而独防阴虚邪恋，于是防其劫津，防其发疹，防其动风，防其热入心包，至末而防其脱。夫既曰劫曰发曰动曰入，则自有劫之发之动之入之之物在，不去其劫之发之动之入之之物，而药反留邪以劫津，引邪以发疹，助邪以动风，领邪以入心包，而同归于脱，防云何哉。阳之方盛，徒曰存阴，阴既不能以些微之药而存，而三五日间阳邪之足以伤阴者，方且势如奔马，涸液枯津，是其阴伤于药后者，不更甚乎。总之，使病速去，阴始不伤，欲保其阴，必速去病。”陆氏对热邪劫阴之治，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