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与“自叶氏《温热论》，以首先犯肺，逆传心包八字提纲，遂若温热为病，非肺即心，非心印肺，竟将阳明最多最重要之证，略而不言，一见神昏，必从心包主治”，以至宝、犀黄，生地，玄参等庞杂乱投为惯技，助纣为虐，终至不可救药云云，亦可互为印证。
于此，抨击攻排叶吴之学的流派，由陆九芝、恽铁樵，张山雷等，已基本形成，该派在与叶派的学术论争中，由底定巩固而加深加广，流泽方长。
析流
三、诘难叶派之别开生面期
恽氏之后，学术争鸣与门户之间的互相攻讦，已夹杂在一起，竟成了中医界迄今未能完全荡除之恶习。但学术上的质难诘驳，也在深入发展。
迄山阴祝味菊出，其对叶派之批判，有新见解，如论温邪引起温病说之非，说贯中西，言前人所未言，开始触动叶派学说之根本。祝氏早年悬壶成都，为四川名医，后到上海，独树一帜，形成一个以温补为特点的祝氏学派，被中医界公认为是仲景一脉之后劲。
祝氏初到上海时在1927年，据其自云：彼时沪上医家，多属叶派。视氏因医风与之不同，初不敢孟浪悬壶，"于是虚心下气，待诊于名医朱某之门，凡三阅月，深佩其机巧莫测，料变若神，然病者往往由轻而重，而死，医者逐步料到，而不能挽其死。由辛凉解表，甘淡驱湿，而致透热转气，清营散血。由宣化湿浊，滋阴清热，而至涤痰开窍，平熄肝风。医者逐步做到，而总不能弭其变，挽其死，于是爽然若失，默然深感名医之所以成名医者，在于料病识变，而不在于劫病救变。”为此，祝氏对叶派医者大为不满，他猛烈抨击这种时弊说：“彼时医处方，以轻灵为通俗，以寒凉为平稳，侈言病变，予谋卸过，伪作谦和，过示审慎，用药维轻，用术维精，煦寒问暖，若有同情，成则居为已功，败则诿诸天命，可以欺妇孺，骇庸俗，乌足以受大命。”又说：“彼时俗之医，习用轻清，幸而得手，已令延期，每见不药可愈之病，一候又一候，必欲令其邪正俱惫而后休，贪天之功，以为已有，皆造孽之徒也。”批评叶派医者，采用这样措词，真可谓是恽氏学派之遗风。但祝氏之攻讦，是由于愤慨，因彼时叶派中人，排斥异己，亦颇为失当。如1929年，有徐某弟患感证甚剧，先由叶派医者治疗，全谓热入心包，主用清官之类，因治不见效，病家改延祝氏，祝氏予麻，桂、姜、附之类，一┖笪醇转机，病家心焦，复延叶派名医，谓已为祝氏误治，不可救药，辞不治。病家于悲痛中觅祝强归，露怨尤祝氏意，祝氏悉情后，因学验丰富，胆识过人，乃一力承担，处方o更只字，先后服六剂而告愈(此事详载于《伤寒质难》)。从这一例子来看，叶派中人，因笃信己学，竟有轻率攻u他医若是者，祝氏受到这样攻击，在著述中有愤愤之词，应当说是情有可愿的。但现在时代已经不同，医者若仍因学术观点之异，继续互相攻讦，就只能加深门户之见和助长党同伐异之风，给振兴中医事业带来损害，这一点现在很值得我们的注意。
据《温病明理》记载，恽氏之世，时医已多“崇拜天士为医圣，谓鞠通《温病条辨》，可以与仲景《伤寒论》分庭抗礼。”这说明中医不但曾有人把仲景当偶象来崇拜，也早有人把叶天士作为偶象来崇拜。所以姜春华老说，“我们不要把叶氏当作偶象来崇拜，不要把他治疗温病的经验当作顶峰。”这无疑是正确的。在这一问题上，祝氏不迷信权威的态度是很为可取的，祝氏以五段代六经，已足说明他崇尚仲景学说而不泥于仲景学说。对于叶桂，他说：“天士亦人也，人尽有智也，焉知今人之不昔若也。”当然，这话在崇拜叶氏为医圣的人看来是狂妄。但祝氏认为：“学说之演变不已，往往昨是而今非，后生可畏，安知来者之不如昔耶。”又说：“苟能融会中西，探索真理，不通则已，通则豁然开朗，如登泰山之顶而望日出，气象千万，彼金元诸家，直足底浮云耳。”这种见解，在执着成见，拒绝新知，以仲景或天士为医圣，拜倒于古人脚下，为已有知识束缚住自己的思想，而听不得不同意见的人，是根本不敢想象的。
祝氏医著中，《伤寒质难》一书，很有学术价值，此书新见解不少。内中“太阳伤寒关于温热病之分辨”一篇，实为诘难批评叶氏学说之专篇。总的来说，祝氏认为叶派之学不可盲从，《温热论》瑕疵很多，吴鞠通、王孟英辈推波助澜，以为叶氏之温热，足以颉颃仲景之伤寒，实则疵谬矛盾，不胜枚举。
《伤寒质难》系祝氏口述，由其弟子陈苏生老笔录，写于1944年，刊行于1950年，是一本以师生问答形式汇录的研讨外感热病之专著，文笔畅茂，论理精湛，且参西说中，不乏创见，惜仅印过二千册，现社会上已很少流传。(上海中医学会图书馆有藏本。)
陈苏生老原亦时方医者，曾与祝氏展开舌战，几经辩论，始折服称弟子，后卒获视氏心传，成为视派之传人，著有《温热管窥》(内部印行)，亦不同凡响之作。陈老今尚健在。
又上海儿科名医徐小圃，原亦时方医者，后因其子伯远病危，时沪上叶派中名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