？曰：将以救方志之弊也，非谓必欲仿乎史也，而史裁亦於是具焉而已。今之修方志者，其志人物，使人无可表也。且其所志人物，反类人物表焉，而更无所谓人物志焉，而表又非其表也。盖方志之弊也久矣！史自司马以来，列传之体，未有易焉者也。方志为国史所取裁，则列人物而为传，宜较国史加详。而今之志人物者，删略事实，总撷大意，约略方幅，区分门类。其文非叙非论，似散似骈；尺牍寒温之辞，簿书结勘之语，滥收猥入，无复翦裁。至於品皆曾、史，治尽报、黄，学必汉儒，贞皆姜女，面目如一，情性难求；斯固等於自郐无讥，存而不论可矣。即有一二矫矫，雅尚别裁，则又简略其辞，谬高古；或仿竹书记注，或摩石刻题名，虽无庸恶肤言，实味通裁达识；所谓似表非表，似注非注，其为痼弊久矣。是以国史宁取家乘，不收方志，凡以此也。
夫志也，志也。人物列传，必取别识心裁，法《春秋》之谨严，含诗人之比兴。离合取舍，将以成其家言；虽曰一方之志，亦国史之具体而微矣。今为人物列表，其善盖有三焉。前代帝王后纪，今存故里，志家收於人物，於义未安；削而不载，又似阙典。是以方志遇此，聚讼纷然，而私智穿凿之流，往往节录本纪，巧更名目，辗转位置，终无确当。今於传删人物，而於表列帝王，则去取皆宜，永为成法。其善一也。史传人物本详，志家反节其略，此本类书摘比，实非史氏通裁。然既举事文，归於其义，则简册具有名姓，亦必不能一概而收，如类纂也。兹於古人见史策者，传例苟无可登，列名人物之表，庶几密而不猥，疏而不漏。其善二也。史家事迹，目详於耳，宽今严古，势有使然。至於乡党自好，家庭小善，义行但存标题，节操止开年例；史法不收，志家宜具。传无可著之实，则文不繁猥；表有特著之名，则义无屈抑，其善三也。凡此三者，皆近志之通病，而作家之所难言。故曰：方志之表人物，将以救方志之弊也。
○亳州志掌故例议上
先王制作，存乎六艺，明其条贯，天下示诸掌乎？夫《书》道政事，典、谟、贡、范，可以为经要矣。而《周官》器数，不入四代之书。夏礼、殷礼，夫子能言，而今已不存其籍。盖政教典训之大，自为专书；而人官物曲之细，别存其籍，其义各有攸当。故以周孔经纶，不能合为一也。司马迁氏绍法《春秋》，著为十二本纪，其年表列传，次第为篇，足以备其事之本末；而於典章制度，所以经纬人伦，纲维世宙之具，别为八书，以讨论之。班氏广为十志，後史因之，互有损益，遂为史家一定法矣。昔韩宣子见《易象》、《春秋》，以谓周《礼》在鲁。左氏综纪《春秋》，多称礼经。书志之原，盖出官《礼》。《天官》未改天文，《平准》未改食货，犹存《汉书》一二名义，可想见也。郑樵乃云：“志之大原，出於《尔雅》”，非其质矣。然迁、固书志，采其纲领，讨论大凡，使诵习者可以推验一朝梗概，得与纪传互相发明，足矣。至於名物器数，以谓别有专书，不求全备，犹左氏之数典徵文，不必具《周官》之纤悉也。司马《礼书》末云：“俎豆之事，则有司存。”其他抑可知矣。
自沈、范以降，讨论之旨渐微，器数之加渐广。至欧阳《新唐》之志，以十三名目，成书至五十卷，官府簿书，泉货注记，分门别类，惟恐不详。《宋》、《金》、《元史》繁猥愈甚，盈床叠几，难窥统要。是殆欲以《周官》职事，经礼容仪，尽入《春秋》，始称全体。则夫子删述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，不必分经为六矣。夫马、班书志，当其创始，略存诸子之遗。《管子》、《吕览》、《鸿烈》诸家，所述天文地圆官图乐制之篇，采掇制数，运以心裁，勒成一家之言，其所仿也。马、班岂不知名数器物，不容忽略，盖谓各有成书，不容於一家之言，曲折求备耳。如欲曲折求备，则文必繁芜，例必庞杂，而事或反晦而不显矣。惟夫经生策括，类家纂要，本非著作，但欲事物兼该，便於寻检，此则猥陋无足责耳。史家纲纪群言，将勒不朽，而惟沾沾器数，拾给不暇，是不知《春秋》官《礼》，意可互求，而例则不可混合者也。
○亳州志掌故例议中
簿书纤悉，既不可溷史志，而古人甲乙张本，後世又无由而知，则欲考古制而得其详，其道何从？曰：叔孙章程，韩信军法，萧何律令，皆汉初经要之书，犹《周官》之六典也。《汉志》礼乐刑法，不能赅而存之，亦以其书自隶宫府，人可咨於有司而得之也。官失书亡，则以其体繁重，势自不能行远，自古如是，不独汉为然矣。欧、宋诸家，不达其故，乃欲藉史力以传之。夫文章易传，而度数难久，故《礼》亡过半，而《乐经》全逸。六艺且然，况史文乎？且《唐书》倍汉，而《宋史》倍唐，已若不可胜矣。万物之情，各有所极。倘後人再倍《唐》、《宋》而成书，则连床架屋，毋论人生耳目之力必不能周，抑且迟之又久，终亦必亡。是则因度数繁重，反并史文而亡之矣，又何史力尚能存度数哉？
然则前代章程故事，将遂听其亡欤？曰：史学亡於唐，而史法亦莫具於唐。欧阳《唐志》未出，而唐人已有窥於典章制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