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惜其叙例，不能申明原委，致开後世诗赋文集混一而不能犁晰之端耳。至於赋乃六义之一，其体诵而不歌。而刘《略》所收，篇第倍蓰於诗，於是以赋冠前，而诗歌杂体，反附於後，以致萧《选》以下，奉为一定章程，可谓失所轻重者矣。又其诗赋区为五种，若杂赋一门，皆无专主名氏，体如後世总集之异於别集。诗歌一门，自为一类，虽无叙例，观者犹可以意辨之，知所类别。至屈原以下二十家，陆贾以下二十一家，孙卿以下二十五家，门类既分为三，当日必有其说；而叙例阙如，（如诸子之目後叙明某家者流，其原出於古者某官云云是也。）不与诸子之书，同申原委；此诗赋一略，後人所为欲究遗文，而莫知宗旨者也。
州县文徵，选辑诗赋，古者《国风》之遗意也。旧志八景诸诗，颇染文士习气，故悉删之，所以严史例也。文丞相词与《祭漯河文》，非诗赋而并录之者，有韵之文，如铭箴颂诔，皆古诗之遗也。
○亳州志人物表例议上
班固《古今人表》，为世诟詈久矣。由今观之，断代之书，或可无需人表；通古之史，不可无人表也。固以断代为书，承迁有作，凡迁史所阙门类，固则补之；非如纪传所列君臣事迹，但画西京为界也。是以《地理》及於《禹贡》、《周官》，《五行》罗列春秋战国；人表之例，可类推矣。人表之失，不当以九格定人，强分位置，而圣仁智愚，妄加品藻，不得《春秋》谨严之旨。又刘知几摘其有古无今，名与实舛，说亦良允。其馀纷纷议其不当作者，皆不足为班氏病也。向令去其九等高下，与夫仁圣愚智之名，而以贵贱尊卑区分品地，或以都分国别异有标题，横列为经，而以年代先後标著上方，以为之纬；且明著其说曰，取补迁书，作列传之稽检。则其立例，当为後代著通史者一定科律，而岂至反为人诟詈哉？甚矣，千古良法，沉溺於众毁之馀，而无有精史裁者，为之救其弊而善所用也。近代马氏《绎史》，盖尝用其例矣。然马氏之书，本属纂类，不为著作。推其用意，不过三代去今日久，事文杂出，茫无端绪，列为人表，则一经传姓名考耳。且犹贬置班表，不解可为迁书补隙；又不解扩其义类，可为史氏通裁；顾曰人表，若为《绎史》而作，则亦未为知类者也。
夫通古之史，所书事迹，多取简编故实；非如当代纪载，得於耳闻目见，虚实可以互参。而既为著作，自命专家，则列传去取，必有别识心裁，成其家言；而不能尽类以收，同於排纂，亦其势也。（即如《左传》中事，收入《史记》。而子产、叔向诸人，不能皆编列传。《人表》安可不立？）至前人行事，杂见传记，姓名隐显，不无详略异同。列传裁断所馀，不以人表收其梗概，则略者致讥挂漏，详者被谤偏徇，即後人读我之书，亦觉阙然少绳检矣。故班氏之《人表》，於古盖有所受，不可以轻议也。
○亳州志人物表例议中
或曰：通史之需人表，信矣。断代之史，子言或可无需人表，或之云者，未定辞也。断代无需徵古，何当有人表欤？曰：断代书不一类，约计盖有三门，然皆不可无人表也。较於通史，自稍缓耳；有之，斯为美矣。史之有列传也，犹《春秋》之有《左氏》也。《左氏》依经而次年月，列传分人而著标题，其体稍异；而其为用，则皆取足以备经（《春秋》。）纪（本纪。）之本末而已矣。治《左氏》者，尝有列国《公子谱》矣。治断代纪传之文者，仅有班《书》、《人表》，甫著录而已为丛诟所加，孰敢再议人物之条贯欤？夫《春秋》、《公子》、《谥族》诸谱，（杜预等。）《名字异同》诸录，（冯继先等。）治编年者，如彼其详。而纪传之史，仅一列传目录，而列传数有限制；即年表世表，亦仅著王侯将相，势自不能兼该人物，类别区分。是以学者论世知人，与夫检寻史传去取义例，大抵渺然难知；则人表之不可阙也，信矣。
顾氏炎武曰：“史无年表，则列传不得不多；列传既多，则文繁而事反遗漏。”因谓其失始於陈寿，而范、沈、姚、李诸家，咸短於此。顾氏之说，可谓知一而不知二矣。年表自不可废；然王公将相，范、沈、姚、李诸史，所占篇幅几何？唐宋之史，复立年表，而列传之繁，乃数倍於范沈诸书，年表何救於列传之多欤？夫不立人表，则列传不得不多，年表犹其次焉者耳。而人表方为史家怪笑，不敢复犯，宜其纷纷著传，如填户版，而难为决断，定去取矣。
夫通古之史，所取於古纪载，简册具存；不立人表，或可如迁史之待补於固，未为晚也。断代之史，或取裁於簿书记注，或得之於耳目见闻，势必不能尽类而书，而又不能必其事之无有，牵联而及；则纵揽人名，区类为表，亦足以自见凡例，且严列传通裁，岂可更待後之人乎？夫断代之史，上者如班、陈之专门名家，次者如晋唐之集众所长，下者如宋元之强分抑配。专门名家之史，非人表不足以明其独断别裁；集众所长之史，非人表不足以杜其参差同异；强分抑配之史，非人表不足以制其芜滥猥棼。故曰，断代之史，约计三门，皆不可无人表也。
○亳州志人物表例议下
方志之表人物，何所仿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