辞怫悦，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；浮藻联翩，犹翔鸟缨缴而坠层云之峻。”(下句皆十一字也。)短有极于二，如王褒《圣主得贤臣颂》云：“翼乎，若鸿毛之顺风，沛乎，若巨鳞之纵壑。”(上句皆两字也。)在于其内，固无待称矣。(谓十字已下，三字已上，文之常体，故不待称也。)然句既有异，声亦互舛，句长声弥缓，句短声弥促，施于文笔，须参用焉。(杂文笔等，皆句字或长或短，须参用也。其若诗、赞、颂、铭，句字有限者，非也。)就而品之，七言已去，伤于大缓，三言已还，失于至促；准可以间其文势，时时有之。至于四言，最为平正，词章之内，在用宜多，凡所结言，必据之为述。至若随之于文，合带而以相参，则五言、六言，又其次也。至如欲其安稳，须凭讽读，事归临断，难用辞穷。(言欲安施字句，须读而验之，在临时断定，不可预言者也。)然大略而论，忌在于频繁，务遵于变化。(若置四言、五言、六言等体，不得频繁，须变化相参用也。)假令一对之语，四句而成，(笔皆四句合成一对。)便用四言，以居其半，其余二句，杂用五言、六言等。(谓一对语内，二句用四言，余二句或用五言、六言、七言是也。)或经一对、两对已后，乃须全用四言，(若一对四句，并全用四言也。)既用四言，又更施其杂体，(还谓上下对内，四言与五言等参用也。)循环反覆，务归通利。然之、于、而、以，间句常频，对有之，读则非便，能相回避，则文势调矣。(谓而、以、之、于等间成句者，不可频，对体同。)其七言、三言等，须看体之将变，势之相宜，随而安之，令其抑扬得所。然施诸文体，互有不同：文之大者，得容于句长；(若碑、誌、论、檄、赋、诔等，文体大者，得容六言已上者多。)文之小者，宁取于句促。(若表、启等，文体法小，宁使四言已上者多也。)何则？附体立辞，势宜然也。细而推之，开发端绪，写送文势，则六言、七言之功也；泛叙事由，平调声律，四言、五言之能也；体物写状，抑扬情理，三言之要也。虽文或变通，不可专据，(谓有任人意改变，不必当依此等状。)叙其大抵，实在于兹。其八言、九言、二言等，时有所值，可得施之，其在用至少，不复委载也。
或曰：梁昭明太子撰《文选》，后相效著述者十有余家，咸自尽善。高听之士，或未全许。且大同至于天宝，把笔者近千人，除势要及贿赂，中间灼然可上者，五分无二，岂得逢诗辄纂，往往盈帙。盖身后立节，当无诡随；其应铨简不精，玉石相混，致令众口谤铄，为知音所痛。
夫文有神来、气来、情来，有雅体、鄙体、俗体。编纪者能审鉴诸体，委详所来，方可定其优劣，论其取舍。至如曹、刘，诗多直致，语少切对，或五言并侧，或十字俱平，而逸价终存。然挈瓶肤受之流，责古人不辨宫商，词句质素，耻相师范。于是攻异端，妄穿凿，理则不足，言常有余，都无兴象，但贵轻艳。虽满箧笥，将何用之？自萧氏以还，尤增矫饰。武德初，微波尚在。贞观末，标格渐高。景云中，颇通远词。开元十五年后，声律风骨始备矣。实由主上恶华好朴，去伪从真，使海内词场，翕然尊古，有周《风》、《雅》，再阐今日。墙不佞，窃当好事，常愿删略群才，赞圣朝之美。爰因退迹，得遂宿心。粤若王维、王昌龄、储光羲等三十五人，皆河岳英灵也，此集便以《河嵌英灵》为号。诗二百七十五首，为上下卷。起甲寅，终癸巳。论次于序，品藻各冠篇额。如名不副实，才不合道，纵权压梁、窦，终无取焉。
○集论
昔伶伦造律，盖为文章之本也。是以气因律而生，节假律而明，才得律而清焉。豫于词场，不可不知音律焉。如孔圣删诗，非代议所及。自汉、魏至于晋、宋，高唱者千余人；然观其乐府，犹时有小失。齐、梁、陈、隋，下品实繁，专争拘忌，弥损厥道。夫能文者，匪谓四声尽要流美，八病咸须避之，纵不拈二，未为深缺。即“罗衣何飘飖，长裾随风还”，雅调仍在，况其他句乎？故词有刚柔，调有高下；但令词与调合，首末相称，中间不败，便是知音。而沈生虽怪曹、王“曾无先觉”，隐侯去之更远。璠今所集，颇异诸家，既闲新声，复晓古体；文质半取，《风》、《骚》两挟；言气骨则建安为俦，论宫商则太康不逮。将来秀士，无致深惑。
或曰：晚代铨文者多矣。至如梁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，撰集《文选》，自谓毕乎天地，悬诸日月。然于取舍，非无舛谬。方因秀句，且以五言论之。至如王中书“霜气下孟津”，及“游禽暮知返”，前篇则使气飞动，后篇则缘情宛密，可谓五言之警策，六义之眉首。弃而不纪，未见其得。及乎徐陵《玉台》，僻而不雅；丘迟《钞集》，略而无当。此乃详择全文，勒成一部者，比夫秀句，措意异焉。似秀句者，抑有其例。皇朝学士褚亮，贞观中，奉敕与诸学士撰《古文章巧言语》，以为一卷。至如王粲“霸岸”，陆机《尸乡》，潘岳《悼亡》，徐幹《室思》，并有巧句，互称奇作，咸所不录。他皆效此。诸如此类，难以胜言。借如谢吏部《冬序羁怀》，褚乃选其“风草不留霜，冰池共明月”，遗其“寒灯耻宵梦，清镜悲晓发”